沪上的梅雨季总带着化不开的黏腻，沈砚洲推开祥德路47号的雕花铁门时，雨丝正斜斜打在青石板上，溅起的水花沾湿了他锃亮的牛津鞋。二楼窗棂后，苏蘅卿捏着那支断了珠花的白玉簪，指腹反复摩挲着裂痕处的朱砂痕——那是三年前他在城隍庙替她求的平安符，被她亲手嵌进簪子的。

“沈先生倒是稀客。”管家福伯的声音从廊下传来，手里的铜壶滴着水，“苏小姐今晨收到份电报，去了静安寺方向。”

沈砚洲抬头望向那扇虚掩的窗，淡青色的纱帘被风卷得猎猎作响，像极了那年她在黄浦江码头挥别的衣袖。他指尖划过门柱上斑驳的缠枝纹，忽然想起民国十四年深秋，苏蘅卿就是在这处，将染了血的密信塞进他西装内袋，说“砚洲，这是我父亲留下的铁路图，你得活下去”。

雨势渐大，他转身欲走，却被廊下的藤筐绊了脚。筐里堆着些旧书，最上面那本《申报》民国十三年五月廿三的合订本，被雨水泡得发胀，头版照片上的苏蘅卿穿着学生制服，站在南洋公学的银杏树下，发间别着的正是那支完整的白玉簪。

“这是小姐今早整理书房时丢出来的。”福伯递来块干布，“说有些东西，留着也是碍眼。”

沈砚洲翻开报纸，泛黄的纸页间掉出半张戏票，天蟾舞台的，日期是民国十三年冬至。他记得那天，苏蘅卿穿着月白色旗袍，在包厢里给他唱《游园惊梦》，唱到“则为你如花美眷”时，鬓边玉簪滑落，正落在他摊开的手心里。

“她去静安寺做什么？”他将戏票夹回报纸，指尖触到纸页边缘的焦痕——那是去年法租界大火时留下的，整栋藏书楼烧得只剩断壁，唯有这本合订本被她死死护在怀里，后背烫出了铜钱大的疤。

福伯往廊柱上靠了靠，雨珠顺着他的瓜皮帽檐往下淌：“电报是从苏州来的，小姐看的时候，指节都捏白了。对了，上周有个穿黑绸马褂的男人来寻她，留了个锦盒，说是‘故人所托’。”

沈砚洲的心猛地一沉。黑绸马褂是青帮的记号，而苏州，是苏家老宅被抄没的地方。他快步上楼，推开苏蘅卿的书房门，紫檀木书桌上的青瓷笔洗还盛着半盏墨，砚台里的墨锭斜斜搁着，显然是仓促间离开的。

窗台下的梨花木匣敞着，里面除了几枚旧邮票，还有张被剪得零碎的照片。他蹲下身一片片拼凑，渐渐看清那是张全家福：苏蘅卿站在中间，梳着双丫髻，左边的男人穿着北洋军服，右边的妇人鬓边别着支金步摇——正是他在苏父遗物里见过的那支。

“沈先生！”福伯的声音突然变了调，“后巷发现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