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山屯派出所，一股子劣质烟草、隔夜汗馊和陈年木头柜子混合的味儿直冲脑门。

我和柳前辈被“请”进了一间窗户钉着铁栏杆、墙上糊着发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标语的小屋子。

两张掉漆的破木头椅子，一张坑坑洼洼、漆皮都磨没了的旧办公桌，就是全部家当。

墙角还戳着个搪瓷痰盂，散发着一股可疑的酸腐气。

那姓李的老警察——李卫民，就是昨晚收了我们一卷“大团结”那位——此刻正坐在办公桌后面，板着一张能刮下二两霜的脸。

他换了身洗得发白的旧警服，扣子扣得一丝不苟，努力想找回点人民警察的威严，但眼珠子底下那两团青黑，还有时不时抽动的嘴角，都暴露了他昨晚上也没睡踏实。

他旁边坐着个年轻点的警察，二十出头，脸嫩得很，鼻梁上架着副塑料框眼镜，镜片后面那对小眼睛倒是挺亮，手里捏着个硬壳笔记本和一支英雄钢笔，一副准备记录重大案情的样子。

看那架势，估计是刚分配来的愣头青。

“姓名！”

李卫民猛地一拍桌子，震得桌上那掉了瓷的搪瓷缸子嗡嗡响，里面半缸子茶叶沫子跟着晃荡。

他眼睛跟探照灯似的，先扫过柳前辈那身油光锃亮、沾着泥点子的破道袍，又落在我脖子上那枚在昏暗灯光下幽幽反光的子钱上，眼神跟刀子似的，恨不得把那玩意儿剜下来。

“贫道，柳一针。”

柳前辈慢悠悠地拱了拱手，脸上挂着职业化的、半死不活的笑容，那笑容跟他道袍上的油渍一样，都是岁月包浆的产物。

“姜九阳。”

我耷拉着眼皮，有气无力地应了一声。

胸口那子钱沉甸甸的，冰凉依旧，但里面那股子“邻居”吃饱喝足后懒洋洋蛰伏着的劲儿，总让我心里发毛，像揣了个随时可能炸毛的邪乎祖宗。

“年龄！”

“虚度六十有三。”

“十…十七。”我琢磨着报大点显得靠谱。

“籍贯！”

“云游四海，无根浮萍。”

“东北，松花江边，老国营厂筒子楼。”我老老实实回答。

“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