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7月30日，周日清晨，东四胡同办公室。

晨光从东窗斜射进来，在橡木桌面上切出一道明暗交界线。我坐在光明的那一侧，手里握着钢笔，面前摊开着昨天会议的记录。

纸页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像一场无声的辩论。

左边一列是昨天会议上每个人说的话——高军的现金流警告、王工的技术焦虑、李薇的市场质疑、张颖的财务测算。

右边一列是我深夜写下的批注，用红笔，字迹比平时潦草，透着某种急于理清头绪的迫切。

我翻到最后一页，那里没有会议记录，只有一行加粗的字：

“第一天：承认问题的存在，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那是七天前，我在这张桌上写下的。现在想来，那时以为的“问题”是多么单纯——只是芯片需要钱，我们需要找到赚钱的业务。

经过昨天的会议，我才真正明白：问题从来不是单一的。它是一个生态系统，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网状结构。

我放下笔，身体向后靠在椅背上。椅子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在这清晨的寂静里格外清晰。

窗外，胡同开始苏醒。

先是远处传来三轮车的铃铛声，那是送牛奶的。

接着是对面院子开门的声音，拖鞋在青石板路上拖沓的声响。

再然后，是油条下锅的滋啦声，香味顺着晨风飘进来，混合着胡同特有的潮湿青苔味。

这些声音和气味让我平静。

商业的焦虑是抽象的，是电子表格里的红色数字，是PPT上的风险列表。

而生活的细节是具体的，是一根炸得金黄的油条，是一碗冒着热气的豆浆，是邻居大爷那句“吃了吗，您嘞？”的问候。

我需要这种具体。它像锚，把我从过于宏大的战略思考里拉回地面。

我站起身，走到窗边。

七点半的胡同，阳光正好。梧桐树的叶子在晨光中近乎透明，叶脉清晰可见。几只麻雀在屋檐下跳来跳去，争夺着什么食物碎屑。远处，什刹海的方向传来隐约的鸽哨声，悠长，空灵。

“重生七年，”我对着窗外轻声说，“你还是需要这些瞬间来确认自己活着。”

不是作为“重生者”，不是作为“星海创始人”，不是作为“投资芯片的十六岁少年”。

只是作为田浩彣。一个会在清晨站在窗边发呆的普通人。

手机震动起来。

我看了眼屏幕——高军。接通的瞬间，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克制的兴奋：

“小田总，吵醒你了？”

“没，在办公室。有事？”

“韩国那边回信了。”他顿了顿，我几乎能想象他在电话那头整理措辞的样子，“SM公司的李秀满，希望八月中下旬在汉城见面。”

我握手机的手紧了紧。

“具体？”

“邮件是昨晚发的，我今早才看到。对方说，看了《Genesis》在亚洲的发行数据，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的成绩，认为我们有国际运营能力。”高军语速加快，“他们想谈的不仅是唱跳组合的培养和打造，还有音乐内容的跨国整合。”

我走回桌边，打开笔记本电脑。等待开机的那几十秒里，脑子里快速闪过几个念头。

SM公司。李秀满。

这个名字，在我心里有着特殊的位置。

不单是因为在我模糊的记忆里，知道他未来会打造出东方神起、少女时代、EXO。

也不单是因为99年那次饯行晚宴上，周生提及学习韩国模式时，对其的大加赞赏。（详见第68章）

而是因为我在香港时，真真切切在唱片店里见过H.O.T的专辑。那些鲜艳的封面，那些张扬的造型，和当时大陆、港台完全不同的偶像工业逻辑。

而是因为5月中旬的那次会面，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详见109章）

“当时是通过共荣音乐和他们接触过，”高军继续说，“没有落实到纸面。这次看来是动真格的。”

电脑屏幕亮起来。我点开邮箱，果然有一封未读邮件，发件人邮箱后缀是@sment.**.k*r。

邮件不长，英文写的，措辞礼貌但直接。大意是：SM Entertainment 董事长李秀满先生对田浩彣先生的音乐事业和商业视野印象深刻，诚邀八月中下旬访问汉城，探讨双方在娱乐内容领域的深度合作可能性。落款是“Kim Young-min”，职位是海外事业部部长。

金英敏。

这个名字我知道。在未来，他会成为SM的CEO，但现在，他应该还是个三十出头的部门负责人。

“小田总？”高军的声音把我拉回来。

“我在看邮件。”我说，“八月中下旬……具体时间他们提了吗？”

“没具体说，让我们定。但提到了八月底他们有个新团出道，可能希望在那之前。”

新团出道。我快速检索记忆——2000年8月，SM要出道的新团是……神话？

小主，

1998年出道的神话，其实2000年正是他们上升期。不对，记忆有混淆。

神话是1998年出道，那2000年出道的可能是……宝儿？不，宝儿是2000年8月25日在韩国出道，但她是Solo歌手。

记忆的碎片总是这样，越是努力回想，越是模糊不清。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机会。

“高哥，”我说，“你查一下八月我们的日程。清华新生见面会是哪一天？”

电话那头传来翻纸页的声音。“8月18日，周五。”

“那我们就定13-17号之间。去四到五天。”我快速计算，“13号周日出发，17号周四回来，正好赶上周五的新生见面会。”

“明白。我让助理订票。团队呢？带谁去？”

我思考了几秒。

“你肯定要去。”我顿了顿，“再加个翻译。我们三个就够了。对了，把王工叫上，顺便考察游戏。”

“不带林浩？音乐合作这块……”

“第一次见面，先不谈具体的音乐合作。重点是整体的合作框架。”我说，“如果谈得好，第二次再带林浩去。”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听见高军轻微的呼吸声，知道他有话想说。

“高哥，直说。”

“小田总，”他的语气变得谨慎，“昨天开会，大家虽然最终支持了战略，但心里都绷着一根弦。现在突然要去韩国，团队会不会觉得……步子迈得太快了？”

我走到窗边，看着胡同里一个老爷子提着鸟笼慢悠悠走过。

“高哥，你知道昨天会议结束后，我最深的感受是什么吗？”我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是什么？”

“不是大家的担忧，而是大家愿意在担忧之后依然选择相信。”我说，“王工担心技术，但他还是接下了游戏事业部的担子。李薇怀疑支付系统的商业价值，但她已经开始做落地计划。张颖算了那么多风险，但她的最后一句是‘我会盯紧预算’。”

我停顿了一下，让这些话沉淀。

“他们不是盲目乐观，是清醒的勇气。这种勇气，比单纯的热情更珍贵。”

电话那头安静了。过了几秒，高军才说：“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开始准备。”

“等等，”我想起什么，“你刚才说是通过共荣音乐和SM接触的。杨峻荣那边知道这个进展吗？”

“邮件抄送他了。他应该已经看到。”

“好。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他对李秀满的了解，还有韩国游戏市场的看法。”我说，“另外……朴振荣最近有什么消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