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积极推进，”我指示道，心中也为王斐感到高兴，她的坚持和独特终于等来了应有的回响，“但务必精心挑选合作方，严格评估对方的专业能力和合作诚意，确保演出质量和艺术格调不受损。王斐的价值在于其不可替代的独特性，绝不能为了短期市场曝光而稀释这种独特性。宁缺毋滥。”

几乎与王斐的喜讯同步，“麦田守望者”乐队在经过高军策划的、长达半年的“地下打磨之旅”——密集的Livehouse演出、高校巡演、与不同音乐人的即兴合作——后，终于推出了他们的首张EP《出发》。这张充满了青春躁动、纯粹激情与受英伦摇滚影响的吉他线条的作品，以其鲜明的乐队形象、扎实的现场功力和直击年轻人内心的歌词，迅速在高校和年轻白领群体中掀起一股不大不小的热潮。EP中的主打歌《时代》，因为其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略带批判性、反思性的歌词——“我们在奔跑，却不知方向，我们在呼喊，却淹没于声浪”——竟然意外地获得了北京音乐台排行榜的垂青，连续两周跻身前十，最高冲到第七位。

这是“星海”系艺人首次在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主流媒体排行榜上获得如此靠前的名次。虽然只是一张五首歌的EP，但其象征意义巨大。它证明了“星海”不仅能够孵化像王斐、何西那样的小众精品，同样具备打造具备流行潜质、能触动更广泛年轻人群体的音乐热点的能力和眼光。陈健添先生特意打来电话，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浩彣，你们‘星海’这下可是放了颗卫星啊！老哥我这边压力山大啊！看来红星也不能光守着老本吃了，得跟你们年轻人学学怎么‘造星’了！”

而最让我和高军感到振奋乃至灵魂受到洗礼的，则是何西首张专辑《黄土》那近乎苦行僧般的录制过程。

按照合约精神，完全尊重其创作意愿，高军协调了红星生产社最好的移动录音设备——一套刚刚添置不久、价值不菲的便携式数字录音系统，并派出了对实验性、根源性音乐抱有极大热情的制作人林浩，以及一位耐心极好的资深录音师，跟随何西返回了他的家乡，古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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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选择任何一家专业的录音棚，甚至在西安本地联系好的备用棚也被何西摇头拒绝。他带着林浩他们，去了他熟悉的一个位于城墙根下的、早已废弃的纺织厂仓库，那里空旷、破败，空气中弥漫着灰尘、铁锈和岁月的气息；去了他常去的一个能俯瞰半个西安城、夜风凛冽的天台；甚至去了一个清晨时分、人声鼎沸、充斥着叫卖声与自行车铃响的嘈杂菜市场角落。

当第一批粗混的小样，通过特快专递，跨越上千公里，被送到我手中时，我独自一人走进了红星那个夜深人静时的录音棚，戴上了那副能还原一切细节的监听耳机。

没有精致的编曲，没有完美的唱腔，没有经过计算的混响和延时。只有何西那把仿佛被西北风沙浸透了的、粗粝到刮擦耳膜的嗓子，节奏并不稳定、甚至偶尔会断片的木吉他扫弦，以及背景里无法剥离的、真实存在的声音——废弃仓库里穿堂而过的风声、天台上远处城市的隐约轰鸣、菜市场里模糊不清的市井嘈杂、甚至火车驶过时那沉闷而富有节奏的“哐当”声……这些，都被林浩忠实地记录了下来，成为了音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唱《北方的麦田》，歌声里是烈日下干裂的土地、是父辈沉默抽烟时佝偻的背影、是那种对土地既依恋又渴望逃离的复杂情感；他嘶吼那首未命名的摇滚，愤怒与绝望几乎要冲破耳机的束缚，像一头被困在钢筋水泥牢笼里的野兽；他在《水泥森林里》的喃喃自语，透着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疏离与找不到出路的迷茫。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市面上任何流行音乐，甚至不同于大多数所谓“摇滚”或“民谣”的美学。它不悦耳，甚至有些“难听”，它拒绝被轻易地消费和娱乐。但它拥有一种野蛮的、不加修饰的、近乎残酷的生命力，像一把生锈却沉重的犁铧，狠狠犁过听者被各种精致、平滑、工业化生产的声音麻痹已久的神经，留下火辣辣的痛感、沉重的思考与一种近乎生理性的清醒。

我几乎是立刻给远在西安、正跟着何西“颠沛流离”的林浩打了长途电话。电话那头的信号有些嘈杂，夹杂着风声和隐约的市声。

“浩彣，你听到了？”林浩的声音在电话里有些激动，也有些难以掩饰的疲惫，“在这里录音……是一种折磨，真的，生理和心理的双重折磨。何西的状态很不稳定，有时为了一个气口，一条能录几十遍，有时他又固执地认为第一次那个有瑕疵的版本才是‘对的’，不肯重来。环境更是……你听到了，根本没法控制。但……但我得说，有些东西，在北京那个干干净净、隔音完美的棚里，根本录不出来。这里的尘土、这里的空气、这里无处不在的生活痕迹，都成了他音乐的一部分，或者说，他的音乐就是从这些东西里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