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明的手指移到纸条上那几行稚拙的字迹：“写完，天还没亮。爷爷把纸条对折，又对折，变成一个小方块。他想了很多办法藏，最后塞进了左脚那只破布鞋的鞋底夹层里。他说，万一路上碰到盘查，鬼子一般不会让脱鞋。”

“然后，他就上路了。不敢走大路，专挑庄稼地里的垄沟、河沟边的草丛走。十几里地，连跑带爬。快到咱们村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远远地，就看见村口有鬼子的哨兵，还有几个穿黑衣服的伪军。原来鬼子怕走漏风声，提前派了小股人马封锁了路口。”

陈砚屏住呼吸，仿佛能看到那个瘦小的身影，趴在冰凉的秋日田埂下，望着远处村口晃动的刺刀和太阳旗，心脏在瘦弱的胸膛里狂跳。

“爷爷没慌。”燕明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骄傲，“他记得李桂兰奶奶说过，村西头老坟地那边，有个秘密地道口，连着村里的主干道。他绕了一大圈，从老坟地那边，顺着标记，钻进了地道。在地道里摸黑爬了不知道多久，终于找到了正在地道里检查陷阱和射击孔的李桂兰奶奶。”

“奶奶拿到情报，看完，脸色很凝重。她拍了拍爷爷的肩膀，说了声‘好样的，嘎子！’。然后立刻开始布置。她让爷爷赶紧从另一个出口离开，去通知邻村的民兵注意警戒。”

“爷爷刚钻出地道口，还没跑远，就被两个伪军发现了。他们吆喝着追上来。爷爷拼命跑，想把敌人引开，离村子越远越好。伪军开了枪，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跑到一片玉米秆堆附近，爷爷实在跑不动了，也被包围了。伪军把他抓住，搜身，衣服口袋、怀里，甚至帽子都翻遍了，什么都没找到。他们气急败坏，用枪托打他，问他是不是小八路，来干什么。爷爷咬着牙，一声不吭，只说自己是出来拾柴火的。他们不信，把他押回了临时设在村口的鬼子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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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明的声音哽住了，他用力清了清嗓子，才继续说下去：“后来听救他出来的乡亲说，鬼子也审了他，打得更狠。鞭子抽，冷水泼，让他说情报藏哪儿了，送给谁了。爷爷……从头到尾，就说三个字：‘不知道’。鬼子没办法，又看他是个孩子，觉得可能真不是，就把他关在一个破磨房里，打算天亮后押回据点慢慢审。是李桂兰奶奶带着民兵，趁着后半夜鬼子哨兵松懈，摸进去把他救出来的。救出来的时候，爷爷浑身是伤，发高烧，但那双破布鞋，还紧紧穿在脚上。鞋底里，那张插着三根鸡毛的纸条，安然无恙。”

陈砚的目光久久停留在那张薄薄的、承载了千钧重量的纸条上。纸张脆薄得仿佛一碰即碎，铅笔字迹稚嫩得如同小学生习字，那三根褪色的鸡毛更是简陋无比。然而，正是这不起眼的三样东西组合在一起，在1944年那个秋日的凌晨，穿越了封锁与追捕，传递了关乎一村人性命存亡的警报。它轻如鸿毛，又重如泰山。上面的每一笔歪扭的划痕，都浸透着一个小小少年在强敌面前的机警、勇气与无比坚贞的忠诚。

燕明又从文件夹的夹层里，取出一张用相角贴在硬纸板上的老照片。照片只有两寸大小，已经泛黄，但人物清晰。背景似乎是村头的打谷场，阳光很好。左边是年轻的李桂兰，穿着干净的粗布褂子，头发梳得整齐，脸上带着平和而欣慰的笑容，她右手举着的，正是那把黄铜军号。右边，站着一个明显长高了一些、但依然瘦削的少年，正是燕嘎子。他大概十三四岁了，穿着不合身的旧棉袄，胸前戴着崭新的红花，左手高高举着一封鸡毛信，脸上洋溢着无比灿烂、自豪的笑容，眼神亮得灼人。两人肩并肩站着，身后是丰收的麦秸垛和蔚蓝的天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