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前，人事报来第一波反应：员工登录匿名通道的次数翻了四倍，建议奖头一天就收到六十七条反馈，其中一条写着：“能不能在焊接区装几个风扇？戴口罩出汗太多，滤芯三天就堵。”

我批了：风扇明天到位，顺便查查现有通风系统老化情况。

第三天下午两点，我召集八个一线班组的代表开座谈。圆桌会议，没安排主持人，也没放录音设备，只带了个笔记本。

开场我说了句印地语：“我不是来念通知的，是来听你们骂人的。”

底下有人笑，气氛松了一截。

焊工组长阿努普第一个开口：“涨钱是好事，但我们怕……”他顿了顿，“怕说了实话，回头被穿红T恤的那个盯上。”

我问：“你们见过他吗？”

几个人摇头。有人说在城北一个仓库见过集会，发矿泉水和面包，登记名字就能领五十卢比误工费。

“所以他们不是来帮你们维权的，”我说，“是来租你们嗓子的。”

有个年轻工人小声问：“那如果我们举报，会不会有危险？”

我没回避：“不能保证绝对安全，但我能保证——任何通过内部渠道反映问题的人，信息不会外泄。人事马上改系统，建议奖申报支持全程匿名，连部门领导都看不到是谁提交的。”

散会后，我单独留了人事经理：“从今天起，每周五下午定为‘车间开放日’，管理层轮值接待员工来访。地点就设在三号休息区，谁都可以来，不用预约。”

第四天开始，厂区气氛变了。

早班打卡率回升到百分之九十六以上，三期产线返修率下降两个点。更明显的是眼神——以前见我过来，工人会低头快走，现在不少人主动点头打招呼。

公告栏上陆续出现几张手写感谢卡，用蜡笔画了班车、风扇，还有个小孩举着“爸爸不用熬夜”的牌子。保洁阿姨甚至在饮水机旁边贴了张便利贴：“新装的净水器水好喝，谢谢。”

我以为这波能稳住，结果第五天上午十点，工会代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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