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们在演戏。

而演戏的人，会比平时更敏锐地感知环境——那是潜意识在收集素材，以便更“真实”地表演。

上午九点整，他们回到那栋灰色小洋楼。

这次开门的是严振国本人。

他看起来也一夜没睡好，眼睛里的血丝比昨天更明显，但穿戴依然整齐，连衬衫领口都扣得一丝不苟。

“进来吧。”他说，侧身让路。

客厅的布置和昨天一样，但桌上多了样东西——一个黑色的公文包，皮质，款式老旧但保养得很好，拉链上挂着一个铜质的保密锁。

三人坐下。

没有寒暄，严振国直接问：“考虑得怎么样？”

陈铭和陈亮对视一眼。

这个对视持续了三秒——足够传递犹豫，但又不足以显得刻意。

然后陈铭先开口，声音有些沙哑，像是一夜没睡加上抽烟过度：

“我们……想了一晚上。”

陈亮接话，语气更冲一些：

“严组长，您得跟我们说实话——那些证据，百分之百确定吗？万一有差错，我们可就……”

他没有说完，但意思明白。

严振国没有立即回答。

他端起保温杯，喝了口茶，放下杯子时，杯底与桌面接触，发出轻微的碰擦的“叩”声。

“这个世界上，没有百分之百的事。”他缓缓说：

“但我可以告诉你们：我用了所有能用的手段验证。技侦科、网安支队、甚至找了外部的专家——所有结论都指向同一个方向。而且……”

他顿了顿，从怀里掏出一个信封，推到两人面前：“这是我今早收到的。”

陈铭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和一页纸。

照片上是一个中年男人，穿着风衣，戴着墨镜，正从一辆黑色轿车上下来。

背景是机场的国际出发口，电子屏上显示着“法兰克福”的航班信息。

照片右下角的时间戳：2023年11月28日，早上六点十七分——也就是两天前。

“这个人，”严振国指着照片，“代号‘信使’，是海外那个组织的联络人之一。我们跟踪他三个月了。昨天他本来要离境，但在机场被我们的人拦下来——例行检查，没有打草惊蛇。在他的行李里，我们发现了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