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局里。”陈铭说，“正常上班，正常处理日常工作。越是关键时刻，越要表现得正常。”

“那份报告呢？U盘呢？”

“放我这儿。”陈铭拍了拍夹克内袋，“晚上我再处理。”

车子驶向市局大楼。

那栋二十一层的灰色建筑在阳光下显得庄重而沉默，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和云朵。

陈铭看着它，想起自己第一次走进这里时的情景——二十三岁，刚从警校毕业，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对着门厅里的警徽立正敬礼。

那时候他以为，正义是黑白分明的。

后来他明白，正义往往藏在灰色的地带，需要你在一片模糊中，找到那条若隐若现的线。

“陈亮。”他忽然说。

“嗯？”

“如果我们这次失败了，”陈铭顿了顿：

“我是说，如果我们判断错了，严振国真的是好人，我们真的是在阻止一场叛国——你会后悔吗？”

陈亮打了把方向盘，车子拐进市局的地下车库入口。

昏暗的灯光从车顶掠过，在他脸上投下流动的阴影。

“不会。”他说得很干脆：“因为如果我们判断错了，那说明这个国家还有救——至少还有严振国这样的人，愿意冒着风险去揪出内鬼。而我们，就当是为自己的误判付出代价。这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我们的责任。”

车子停进车位。

引擎熄灭，电台的音乐也停了。

车库很安静，只有远处其他车辆进出的声音，空旷地回荡。

陈铭解开安全带，手放在门把手上，但没有立即推门。

“你知道吗，”他说，“我父亲临死前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小铭，这世上有两种勇敢：一种是不知道前面有危险，所以往前走；另一种是知道前面有危险，但还是往前走。第一种叫无知，第二种叫责任。”

他推开车门：“我们走吧。去演完这场戏。”

下午的工作很平常。

陈铭处理了两份公文，参加了一个案情分析会，还接待了一个上访群众——是个老太太，儿子失踪三年了，派出所一直没找到人。

陈铭耐心听她说了四十分钟，记下了所有细节，承诺会亲自过问。

陈亮则在整理旧案的卷宗，把一些已经结案的档案归档。

他做得很仔细，每份文件都核对三遍，签字的笔迹工整有力。

任何旁观者都不会想到，这两个人正在策划——或者说，正在参与策划——一场可能震动整个系统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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