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名额被顶替的背刺，像一记重锤，砸碎了秦砚心中最后一点对宋家、对这段婚姻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不再回那个冰冷的“家”，彻底住在了短租公寓里。他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挽救公司的绝境中，像一头被困在陷阱里的野兽，做着殊死的、近乎透支的挣扎。

连续几天几夜，他几乎不曾合眼。白天四处奔走，寻求任何一丝可能的资金或合作，面对的大多是紧闭的门和婉拒的笑脸。晚上回到狭小逼仄的公寓，对着电脑屏幕上海量的数据和令人绝望的财务报表，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试图在绝境中找出一条生路。身体的疲惫达到了极限，而心中的郁结——被背叛的愤怒，被轻视的屈辱，以及对未来的茫然——更像是一块沉重的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

铁打的身体也经不起这样的磋磨。在一个凌晨，他刚从一场短暂而不安稳的浅眠中惊醒，便感到一阵天旋地转的眩晕，喉咙干痛得像被砂纸磨过，浑身肌肉酸痛无力。他挣扎着摸到额头，触手一片滚烫。

他发烧了，而且来势汹汹。

意识在灼热和冰冷中交替沉浮，身体的虚弱让他连起身倒杯水的力气都几乎耗尽。公寓里空空荡荡，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车流声，提醒着他这个世界的喧嚣与他此刻的孤寂无关。在意识昏沉的间隙，一种久违的、属于病中人的脆弱感，不受控制地漫了上来。

他摸索到手机，屏幕的光刺得他眼睛生疼。通讯录翻来翻去，最终，手指还是鬼使神差地停在了那个熟悉的名字上——宋雨晴。

尽管经历了那么多伤害和失望，尽管理智告诉他不要再有任何期待，但在身体最脆弱、意识最不清醒的时刻，某种根深蒂固的习惯，或者说，是残存在骨髓里对“家”和“妻子”的最后一点依赖，让他还是拨出了那个号码，然后，用颤抖的手指，发去了一条简短的信息：

“我发烧了，在公寓。很难受。”

信息发出去后，他将手机扔在一边，蜷缩在冰冷的床上，闭着眼睛，沉重地喘息着。内心深处，连他自己都不愿承认的角落，或许还藏着一丝微乎其微的希冀——希望她能看到，能有一丝怜悯，哪怕只是回来给他送点药，或者倒一杯热水。

不知过了多久，手机屏幕亮了一下，提示有新的消息。

他几乎是立刻伸手抓过手机，解锁。

是宋雨晴的回复。

只有三个字，连一个标点符号都吝于给予。

“知道了。”

冰冷，简短，没有任何情绪，仿佛只是收到了一条无关紧要的天气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