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被噎了一下，换了个方向：“那么，关于秦砚先生对被告人的调查，你事先知情并参与了吗？你是否希望借助秦先生的力量来打击报复被告人？”

这个问题更加尖锐，甚至隐含陷阱。旁听席上的宋建国脸色一沉，李薇也捏紧了拳头。

宋雨晴沉默了两秒，法庭里安静得能听到呼吸声。然后，她清晰地说道：“我对秦砚先生是否调查赵东阳、调查到何种程度，并不完全知情。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情。我从未要求，也无意借助任何人的力量去‘打击报复’谁。我出现在这里，是因为我是这起绑架案的直接受害者，我有义务如实陈述我所经历的事实，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我个人的合法权益。我的目的很简单，让触犯法律的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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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回答不卑不亢，既澄清了事实，又摆正了自己的位置，完美地避开了律师设下的圈套。连审判长都微微颔首。

辩护律师见状，知道再问下去也讨不到好处，悻悻地结束了询问。

接下来，是更具杀伤力的商业欺诈等经济犯罪部分的举证。公诉人出示了秦砚方面提供的、经过严谨核实的证据链：赵东阳利用皮包公司虚增费用、伪造单据侵吞宋氏文化资金的银行流水、合同复印件、关联人员证言；他在其他公司以类似手法进行合同诈骗的报案记录和初步证据；专业审计机构出具的鉴定报告……这些证据材料详实、专业，逻辑严密，几乎将赵东阳的经济犯罪钉死在了耻辱柱上。

辩护律师试图质疑这些证据的“合法性”和“关联性”，声称部分证据来源不明，取证程序可能存在问题，与绑架案无关不应当合并审理。但公诉人早有准备，指出经济犯罪与绑架案的动机（为逃避经济犯罪制裁而铤而走险）内在关联，且所有证据均依法取得，来源清晰，并当庭出示了部分证据的合法来源说明（隐去了秦砚的具体信息，但证明了其合法性）。

面对这如山铁证，赵东阳的脸色越来越灰败，他几次想要开口，都被辩护律师用眼神制止。他的辩护显得苍白无力，只能在细枝末节上做无谓的纠缠，根本无法撼动公诉方构筑的坚实证据体系。

庭审持续了大半天。在最后的法庭辩论阶段，公诉人发表了义正辞严的公诉意见，历数赵东阳犯罪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建议法庭数罪并罚，从重处罚。辩护律师则竭力强调赵东阳是“初犯”、“偶犯”、“一时糊涂”，请求法庭考虑其“悔罪态度”（尽管赵东阳本人并未表现出任何悔意），从轻量刑。

赵东阳做最后陈述时，声音干涩颤抖，语无伦次，一会儿说自己“冤枉”，一会儿又说“都是被逼的”，反复提及秦砚的名字，言语间依旧充满怨恨，却拿不出任何像样的辩解。

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

等待宣判的时间并不长，但每一分钟都仿佛被拉长了。法庭里气氛凝重。宋雨晴坐在那里，感觉掌心有些潮湿。她知道结果几乎不会有悬念，但当那一刻真正来临时，心情依旧复杂。

“现在继续开庭！全体起立！”

审判长和陪审员重新入座。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赵东阳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行为分别构成绑架罪（未遂）、敲诈勒索罪、商业欺诈罪、合同诈骗罪……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危害严重……且归案后认罪态度不佳，毫无悔罪表现……”

审判长洪亮的声音在法庭里回荡，每宣读一条罪状和认定，都像一记重锤，敲在赵东阳心上，也敲在所有关注此案的人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