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有时候比谎言更伤人。”顾慎之说，“但你既然写了，就该发。我支持你。”

我看着他：“你确定？可能会连累你。”

“连累？”他笑了，“陆依萍，我们早就在一条船上了。”

这话说得很轻，但很坚定。

我点点头，把稿纸折好，装进信封。信封上写：《新女性》杂志编辑部收。

小主，

“什么时候发？”顾慎之间。

“下一期。”我说，“正月十五出刊。”

“正好是元宵节。”他意味深长地说，“团圆的日子，看这样一篇文章，挺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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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三，稿子送到了杂志社。

编辑是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姓林，短发，戴一副圆框眼镜，看起来干练利落。她看完稿子，推了推眼镜：“陆小姐，这篇文章……很犀利。”

“能发吗？”我问。

“能。”林编辑毫不犹豫，“不仅发，我还要把它放在卷首语的位置。”

我有些意外：“卷首语？”

“对。”林编辑的眼睛亮起来，“《新女性》创刊的宗旨，就是唤醒女性意识，倡导独立精神。你这篇文章，虽然主要讲的是法律和公民意识，但内核是一样的——女性不需要被‘拯救’，需要的是尊重；社会不需要‘英雄’，需要的是法治。”

她说得对。我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但经她一点拨，确实如此。

“不过，”林编辑话锋一转，“发这篇文章，可能会有压力。何家在上海有些势力，可能会施压。”

“你怕吗？”我问。

“怕？”林编辑笑了，“要是怕，我就不办《新女性》了。陆小姐，你知道吗？我们杂志创刊三年，被停刊过两次，被威胁过无数次。但我们还在。”

她站起身，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这个时代，需要敢说话的人。尤其是女人，更需要敢说话。如果连我们都不敢说，那还有谁敢说？”

我看着她挺拔的背影，忽然明白了顾慎之为什么推荐我给《新女性》投稿。

这里的人，和我是同类。

都清醒，都锋利，都不妥协。

“稿子什么时候能见刊？”我问。

“正月十五，准时出刊。”林编辑转身，对我伸出手，“陆小姐，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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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四，傍晚。

我回到书店时，傅文佩正在包元宵。白色的糯米粉摊在案板上，豆沙馅和芝麻馅分别装在两个碗里，空气里飘着甜甜的香气。

“依萍回来了？”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洗手，一起包。明天元宵节，咱们多做点，给李副官家也送些。”

我洗了手，在桌边坐下，拿起一张糯米皮，舀了一勺豆沙馅，小心地包起来。

“妈，”我一边包一边说，“我写了篇文章，明天见报。”

“什么文章？”

“关于何书桓那件事的。”我说，“说了些不太好听的话。”

傅文佩的手顿了顿：“何家……会不会找麻烦？”

“可能会。”我老实说，“但该说的还是要说。”

傅文佩沉默了一会儿，继续包元宵。一个，两个，三个……她的手指灵巧，动作熟练，很快就包好了一排。

“依萍，”她忽然开口，“妈知道你长大了，有自己的主意。妈不拦你，但你要小心。何家不比陆家，他们在上海根基深，朋友多。”

“我知道。”我说，“但正因为如此，才更要说话。如果连话都不敢说，那他们就更肆无忌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