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清晨五点。

电话铃响的时候，天还没亮。我正梦见苏州的太湖，水波粼粼，可云在湖边绣花，阳光把丝线照得闪闪发亮。然后铃声就像一把刀，切开了那个宁静的梦。

我抓起听筒，还没开口，就听见何书桓嘶哑的声音：“依萍……医院……陆伯父不行了……”

大脑空白了三秒。

“你说什么？”

“昨晚……昨晚王雪琴在监狱里被人打了……”何书桓的声音在发抖，“今天凌晨消息传到医院，陆伯父听到后突然抽搐，医生说是……是脑溢血，要马上手术……”

我握着听筒的手开始发凉：“哪个医院？”

“圣玛丽，还是圣玛丽……”

电话挂断。我在黑暗里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穿衣。动作很机械，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有一个声音在反复回响：陆振华要死了，陆振华要死了。

推开卧室门时，傅文佩已经站在走廊里。她穿着睡袍，脸色苍白：“谁的电话？”

“何书桓。”我说，“陆振华脑溢血，要手术。”

傅文佩的身体晃了一下。我扶住她，感觉到她的手冰凉。

“妈……”

“我跟你一起去。”她说得很快，很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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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玛丽医院三楼，神经外科。

走廊里已经乱成一团。如萍瘫在长椅上哭，何书桓在跟医生说话，几个护士推着设备车匆匆跑过。空气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混合着一种说不出的紧张感。

“病人家属呢？”一个戴眼镜的医生拿着手术同意书，“手术需要家属签字！”

如萍抬起头，眼睛肿得像核桃，嘴唇哆嗦着：“我……我不敢……万一……”

“不手术就是死。”医生说得很直接，“手术还有一线希望。快决定！”

如萍又哭了，无助地看向何书桓。何书桓的脸色也很难看，他张了张嘴，最终说：“如萍，你是长女，这字得你签……”

“我签不了……”如萍摇头，眼泪不停地掉，“爸要是死在手术台上，那就是我害死的……”

医生急了：“再拖下去就真没救了！”

就在这时，傅文佩走了过去：“我来签。”

所有人都愣住了。医生看向她：“您是……”

“我是他妻子。”傅文佩说得很平静，“法律上还是。”

如萍猛地抬起头，眼神复杂地看着傅文佩——有惊讶，有感激，还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怨恨。

医生把同意书递过来。傅文佩接过笔，手有些抖，但还是在签名处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傅文佩。

“手术室在四楼。”医生说，“你们去那边等。”

陆振华被推出来了。他躺在推床上，身上盖着白布单，只露出一张灰败的脸。眼睛闭着，嘴微微张着，呼吸很浅，几乎看不见胸口的起伏。

如萍扑过去：“爸！爸你醒醒……”

护士拦住她：“家属请让开，病人要马上手术！”

推床被推进电梯，门关上，红色的数字开始跳动：3……4……

四楼手术室外，灯亮着。红色的“手术中”三个字，刺眼得让人心慌。

长椅冰冷，坐上去时能感觉到金属的凉意透过衣服传进来。如萍还在哭，何书桓坐在她旁边，低声安慰着。傅文佩坐在另一头，双手交握放在膝上，眼睛盯着手术室的门，一动不动。

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渐渐亮起来的天色。冬日的清晨，天空是灰白色的，云层很厚，看起来要下雪。

手机震了一下。是顾慎之发来的短信：“听说陆家出事了。你在医院？”

我回：“嗯，圣玛丽四楼。”

“我来陪你。”

我想说不用，但手指悬在屏幕上，最终只回了一个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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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慎之来的时候，手术已经进行了一个小时。

他穿着深灰色大衣，围着我送他的那条围巾，脸色还有些苍白，但走路已经看不出受伤的痕迹。看见他，我忽然觉得紧绷的神经松了一点。

“情况怎么样？”他走到我身边，声音很低。

“不知道。”我说，“进去一个小时了，没消息。”

他点点头，没有多问，只是站在我身边，陪我一起看着窗外。窗玻璃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汽，外面的世界变得模糊不清。

如萍还在哭，声音已经哑了，变成断续的抽泣。何书桓显然有些不耐烦了，但还是耐着性子拍着她的背：“别哭了，哭也没用……”

“书桓，”如萍抬起泪眼，“要是爸没了……我怎么办……陆家怎么办……”

“不是还有我吗？”何书桓说，“我会照顾你的。”

这话说得温柔，但我看见他眼里一闪而过的不耐烦。

傅文佩忽然站了起来。她走到如萍面前，递过去一张手帕：“擦擦脸。你爸还在里面，你在这里哭，他听得见。”

如萍愣住了，接过手帕，呆呆地看着傅文佩。

“你恨我吗？”傅文佩忽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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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萍张了张嘴，没说话。

“恨也正常。”傅文佩的声音很平静，“但我还是要说——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他现在躺在里面，生死未卜。我们能做的，就是等。哭也好，闹也好，都改变不了什么。”

如萍的眼泪又掉下来，但这次没出声，只是咬着嘴唇，用力地点头。

傅文佩走回座位，重新坐下。背挺得很直，像一棵不会弯曲的松树。

手术进行了三个小时。

护士出来过一次，说情况不乐观，出血量太大，要家属做好心理准备。如萍听完又哭了，何书桓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傅文佩始终没说话，只是握紧了手。

顾慎之轻轻碰了碰我的手臂：“要不要去吃点东西？”

“吃不下。”我说。

“那喝点水。”他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个保温杯，拧开递给我，“傅文佩女士让我带来的，说你肯定没吃早饭。”

我接过，水温正好，是红枣茶，甜丝丝的。喝了一口，胃里确实暖了些。

“你的伤怎么样了？”我问。

“好多了。”他说，“拆线了，医生说恢复得不错。”

“那就好。”

我们又沉默了。手术室外的等待，像一场漫长的凌迟。每一分钟都过得很慢，慢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如萍压抑的抽泣，听见远处隐约的脚步声。

墙上的钟指向上午九点。窗外开始飘雪，细碎的雪花在空中旋转，然后轻轻落下。

“下雪了。”我说。

“嗯。”顾慎之也看向窗外，“今年冬天雪真多。”

“瑞雪兆丰年。”

“但愿。”

手术室的门忽然开了。

所有人都站了起来。出来的不是医生，是一个护士，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病人需要输血，血库告急。你们谁的血型是O型？”

如萍愣住了：“我……我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