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满心疑惑，鼓励李兰再去探探口风。
又一个月后，李兰终于寻得机会再次面见厅长。未等她开口，厅长似乎早有准备，或者说，一直在等她来。
只见厅长一张脸阴沉得可怕，仿佛能拧出水来。他猛地一拍桌子，厉声质问，声音在偌大的办公室里回荡：
“小李！你上次回去跟你们处长汇报，说我同意调你了？我问你，我什么时候说过同意调你了？！”
在厅长疾风骤雨般的怒斥中，李兰才拼凑出事情的原委：原来，副厅长拿着调动李兰的申请报告，径直去问厅长：“听说您已经同意调李兰了？”这一问，如同点燃了火药桶。厅长勃然大怒，认为副厅长是在质疑他搞“一言堂”，当场将其轰出了办公室！
李兰当时说了些什么？事后她已记不清，也不想记清。只记得自己如同闯下滔天大祸，浑身控制不住地颤抖，不争气的眼泪夺眶而出，泣不成声地向厅长说了一连串道歉的话，却自始至终不敢作一句辩解。
那一刻的眼泪，与其说是被骂出来的委屈，不如说是被这猝不及防的雷霆之怒和权力倾轧的森然阵势吓出来的恐惧。
这次汇报，不欢而散。
走出那间令人窒息的办公室时，已近下班。李兰失魂落魄地回到冰冷的出租屋，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无声地淌了很久。
直到心情稍稍平复，她才想起该给处长打个电话。电话那头的处长听完，也倍感惊讶，只能先安抚她调整心态，承诺会去了解情况。
第二天，处长面色凝重地找到李兰。原以为板上钉钉的调动，竟生出如此变故。李兰一年的上挂期早已超期，如今进退维谷。处长恳请李兰暂且留下等待，他会再寻找机会向领导争取。
就这样，怀着渺茫的希望，李兰留了下来，在日复一日的忙碌工作中，继续着漫长的等待。
不久，厅里又上挂了两名来自基层的干部。此时，已在厅里工作一年多的李兰，才第一次留意到那些在干事人群中私下流传的议论：厅里的人员构成，大约三分之一是过去劳苦功高的“老人”，三分之一是盘根错节的“关系户”，剩下的三分之一，便是像她这样借调来的“上挂干部”。而厅里繁重具体的工作，主要就压在这些上挂干部的肩上。厅里从未停止过从各地“借兵”，上挂干部如走马灯般轮换。能否最终留下，一看有无过硬的关系背景，二看能否凭超强能力创造“被需要”的独特价值。
对于这些议论，李兰内心不置可否。事实上，深陷于无尽工作的她，也根本无暇去深想。
话说分管副厅长在调来省厅前，曾卷入某地一桩贿选窝案，且是重要当事人。就在李兰上挂来厅里不久，上级专案组正式启动案件调查，副厅长隔三差五就要被召回案发地配合调查。处长虽多次向他提及李兰的事，但副厅长自身已是“泥菩萨过河”，显然无心也无力顾及他人。
而李兰调动生变，在厅里迅速发酵成各种版本的猜测：
有人说，是半路杀出了更有背景的“关系户”，让厅长为难了，于是顺水推舟把责任推给了下面的人，包括李兰自己。
有人说，因为副厅长是那桩贿选案的“受害者”兼举报人，厅长对其一直心存戒备。调入一个既无背景又非亲信的李兰，厅长担心会被副厅长抓住把柄，借题发挥。
更有人直白地点破：李兰要关系没关系，要背景没背景，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去做人情投资。在厅长眼中，她这样的人，不值得浪费手中的权力调动。
各种传言甚嚣尘上。李兰只当是耳旁风，依旧埋头于那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在忘我的忙碌中，固执地期待着一丝转机。
时光荏苒。转眼，李兰在省厅上挂的时间，已足足两年半。就连在她之后上挂的两名同志，也即将期满。李兰的去留，成了厅领导无法再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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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厅长寻思着如何体面地“退货”时，走投无路的李兰，竟萌生了背水一战的念头——打一张“悲情牌”。她连夜含泪疾书，给厅长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汇报材料。字里行间，她详述了自己如何克服家庭重重困难，在省厅兢兢业业工作的点点滴滴。天真的李兰，试图以此打动厅长，博取同情。
然而，正是这份饱含血泪的材料，促使厅长迅速下定了决心：既然干部本人家庭负担如此之重，又在厅里被“耽搁”了这么久，再强留下去，岂非不近人情？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
材料送出仅仅两天后，厅长便召集班子会，一锤定音：结束李兰的上挂。这意味着，省厅已不再需要李兰这位卖苦力的干部了，李兰也不必要留下了。
接到处长的通知时，李兰内心竟异常平静。但这份平静只维持了短短一瞬，随即，一种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悲伤如同汹涌的潮水，瞬间将她吞噬。那是一种长久支撑崩塌后的虚脱与绝望。
当晚，她去了省城的姨妈家。在表弟小两口的陪伴下，她喝得酩酊大醉。被架回去后，她一头扎进姨妈温暖的怀抱，哭得撕心裂肺，仿佛要将这两年半的委屈、不甘、疲惫尽数倾泻。姨妈默默地流着泪，紧紧抱着这个身心俱疲的孩子，直到后半夜，李兰的哭声才渐渐变成断断续续的抽噎。
第二天，宿醉清醒后，李兰才想起，该给丈夫打个电话了。
电话接通，听到丈夫那永远温厚、仿佛能抚平一切褶皱的声音时，李兰再次失声痛哭。她边哭边颤抖着，断断续续地告诉丈夫，自己就要回去了。
电话那头，丈夫并未被她的崩溃吓到，语气平静得像是早已预料到这个结局，只是温柔地说：“回来吧，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