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嗣昌这番话，表面上不偏不倚，实则是偏向熊文灿的。

支持的不绝对，就是绝对的不支持。

范景文和他同样主张以剿为主，可他现在却说剿抚皆可，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公平的，但这就是偏袒。只要他没有明确支持范景文，那就是在支持熊文灿，政治本就是一个零和游戏。

但杨嗣昌之所以支持熊文灿也是有原因的，一方面，剿抚本就是一体，虽然抚和剿有些不同，但剿抚都是为了减少匪贼数量，根本上是不冲突的，剿抚只是术的方面，不影响根本大局；另一方面，他与熊文灿私交不错，不然也不会在崇祯询问军械司人选时推荐熊文灿了，而范景文却与黄道周等东林党走的很近，所以他和范景文隐隐有些隔阂，他更希望看到熊文灿建功，而非范景文借此压过一头。

孙承宗在一旁听着，心中暗叫不好，他作为阁老，是看过范景文那份杀气腾腾的奏折的，深知其中利害，他本想在杨嗣昌发言前，先委婉地提点一下“皇陵”之事，奈何杨嗣昌表现心切，语速太快，他根本没找到插话的机会。

此刻，孙承宗内心也十分矛盾。从理智和现实利益出发，他是偏向熊文灿的，为何？因为钱！

他心心念念的蓟辽防线加固、城池修葺、器械更新，哪一样不需要巨量白银？若在南方对张献忠大开剿局，战事迁延，必然耗费海量军费，能分给蓟辽的就更少了，熊文灿的招抚策略若成功，确实能省下大笔钱粮。于公于私，他都觉得招抚更“划算”。

然而，范景文奏折中那最后的质问，如同悬在头顶的利剑，打破了他所有的权衡。

这一招实在是太狠了，直接断了招抚的路，不但如此，恐怕就连熊文灿也会在陛下面前失势。

就在孙承宗斟酌措辞，准备既点明要害，又不至于让杨嗣昌太难堪时，崇祯开口了，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异常的平静：

“杨卿，你且看看范景文奏折的末尾。”崇祯将范景文的奏本推到了杨嗣昌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