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间，他看到教室墙角扫帚上缠着一截褪色的红布条，像极了戏台上用的。他盯着那布条，手指微微颤动，仿佛已经捏住了虚拟的水袖。

下午第一节课的预备铃敲响了。同学们匆匆跑回座位。沈遂之坐在最后一排，看着窗外明媚得过分的阳光，听着远处隐约传来的、不知是哪户人家办喜事的鞭炮声（或许是错觉），又想起戏班那昏暗后台的油彩味，想起孙胖子等着给他说戏……一种强烈的、几乎无法抗拒的冲动攫住了他。

去学校，面对枯燥的课文和陌生的领导检查？还是回戏班，去触碰那令他痛苦却又无比亲切的“戏”？

几乎没有挣扎太久。当王老师拿着教案走进教室，开始整顿纪律时，沈遂之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他的动作很轻，很快，带着常年练功养成的敏捷。心跳得厉害，不是害怕，而是一种近乎叛逆的、夹杂着罪恶感的兴奋。

他没有直接回戏班落脚的那个村，而是绕了一段路，从小学后面的田埂穿过去。春天的田野，泥土松软，冒着新鲜的草芽气息。他跑了起来，越跑越快，破旧的书包在背后一下下拍打着。风灌进他单薄的衣裳，却吹不散心头那股燥热。

小主，

跑回戏班院子时，孙胖子正蹲在屋檐下抽旱烟，看到他气喘吁吁地出现，愣了一下：“咦？你小子咋这时候回来了？不上学？”

沈遂之喘着气，没回答，只是用那双黑沉沉的眼睛看着他。

孙胖子像是明白了什么，咂咂嘴，没多问，磕了磕烟锅：“也好，省得我晚上还得赶工。来，咱屋里说。”

那一下午，沈遂之沉浸在《哭坟》的戏里。孙胖子没讲太多技巧，只是絮絮叨叨说着这出戏的来历，戏里人物的遭遇，说着“悲从心来，腔随情走”。沈遂之听着，那些话仿佛不是进入耳朵，而是直接滴进了心里，与他灵魂深处那些苦涩的记忆汇合、发酵。当他再次试着唱起那段核心唱腔时，声音里不由自主地带上了哽咽，眼神空茫而哀切，虽仍稚嫩，但那股“悲气”，竟真的透了出来。

孙胖子拍腿叫了声：“有点意思了！”

那一刻，沈遂之忘记了逃学，忘记了学校，忘记了王老师可能有的失望和找上门来的麻烦。他只感觉到一种释放，一种扭曲的归属感。仿佛只有在这里，在戏里，他才是“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