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8月，陕北韩城工业园。

一栋新建的三层白色小楼前，挂着“西北医药研究所”的牌子。楼内，二十多名从全国各地来到西北学医的大学生和十多位老中医，正围在一排奇特的设备前。

设备是韩城兵工厂特制的——不锈钢发酵罐、精密过滤装置、低温干燥机……这些都是根据朱琳提供的图纸制造的。

“温度控制在24度，”负责发酵工艺的赵明远盯着仪表，“PH值必须稳定在6.8到7.0之间。”

他旁边，老中医孙济世正用传统方法提取青霉菌株。这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原本在西安开医馆，抗战爆发后毅然来到西北，将自己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西医讲精确，”孙老先生一边操作一边说，“咱们中医讲辩证。这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事半功倍。”

这是朱琳定下的方针——中西医结合。她提供了青霉素的完整生产工艺数据，但具体实现，需要这些医学人才在实践中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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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1938年秋。

朱琳在韩城召集了第一批医学人才。当时抗战正酣，全国各地的医学院学生、医生纷纷来到相对安全的西北。

“我要你们研究一种药，”朱琳对当时还半信半疑的众人说，“这种药能治伤口感染，能治肺炎，能救无数战士和百姓的命。”

她提供了详细的资料——青霉菌的培养方法、发酵工艺、提取纯化步骤。这些都是后世成熟的技术，但在1940年，还是前沿中的前沿。

“总指挥，您怎么知道这些……”年轻的赵明远当时忍不住问。

“我在国外见过，”朱琳平静地回答，“现在，我们要自己做出来。”

两年时间，七百多个日夜。失败过无数次——菌株污染、发酵失败、纯度不够、毒性超标……

但没有人放弃。

因为前线的战报不断传来——多少战士因为伤口感染截肢，多少百姓死于肺炎，多少产妇在分娩后因产褥热去世……

“必须做出来！”这是所有研究人员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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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正月，第一个突破性进展。

一位患严重肺结核的老兵被送到研究所。当时他已经咳血多日，传统中药效果有限。

“用新药试试。”孙老先生拍板。

经过三次注射，老兵的体温开始下降。一周后，咳嗽明显减轻。一个月后，X光片显示肺部病灶明显吸收。

“有效！真的有效！”整个研究所沸腾了。

但这还不够。朱琳要求必须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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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更严峻的考验来了。

一位难产产妇被送到韩城医院。胎儿横位，已经挣扎了一天一夜，产妇体力耗尽，情况危急。

“开腹取胎，”主治医生做出决定，“但术后感染的风险……”

“用青霉素！”赵明远抱着冷藏箱冲进手术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