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另一间实验室，几个化学系毕业的大学生正在尝试制备石墨烯。虽然目前只能得到微米级薄片，但这已经是突破性进展。

“总指挥说，这东西将来能改变世界。”组长赵敏小心翼翼地将一片石墨烯放在显微镜下，“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完全明白……”

这些研究机构散布在西北、东北、内蒙古各地，大多伪装成普通工厂或学校。研究人员都是从全国各地汇聚而来的大学生和工程师，他们拿着微薄的津贴，却投入十二分的热情。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参与的，是这个民族复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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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韩城兵工厂，巨大的车间里机器轰鸣。

从智利带回来的十万名技术人员，加上1930年从奉天兵工厂救出的老师傅，构成了这支技术队伍的中坚力量。他们现在不仅会操作机器，更能设计改进。

“第三批歼-1改进型，月底前交付三十架。”航空车间主任林振华向视察的刘军汇报，“发动机寿命提升到五百小时，比原设计提高一倍。”

在隔壁的坦克车间，最新式的“中华-39型”坦克正在组装。这种坦克装备了120毫米滑膛炮，采用了新型复合装甲，性能全面超越出口的38型。

“这些都是我们的底牌，”刘军对林振华说，“对外只卖简化版，最好的必须留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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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底，哈尔滨药厂正式投产。

从韩城运来的设备安装调试完毕，第一批青霉菌株接入发酵罐。七十二小时后，第一批青霉素原液产出。

“纯度99.2%！”质检员报出数据时，声音都在颤抖。

车间里爆发出欢呼声。这意味着，中国的青霉素生产能力翻了一番。

就在药厂投产的第二天，一位特殊的客人到访——亚历山大·弗莱明。

这位盘尼西林的发现者，在韩城医学大会后没有立即离开中国，而是辗转来到哈尔滨。

“朱总司令，”弗莱明开门见山，“我的盘尼西林还在实验室阶段，您的青霉素已经量产。我请求……与您合作。”

朱琳看着这位年过六旬的科学家，心中感慨。历史上，弗莱明的发现要等到1943年才能量产，而现在，这个进程被提前了三年。

“可以合作，”朱琳说，“您提供理论基础和后续研究方向，我们提供生产技术和资金。利润分成……您占两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