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头走到病床前，看着朱琳苍白的睡颜。他想起1939年，那时抗战正酣，朱琳带着刚刚定型不久的轰-4轰炸机图纸来到重庆——那款在当年就投入实战的轰炸机，后来成为了中国空中力量的重要支柱。

八年过去了，她造出了更先进的轰-6，帮苏联建起了生产线，现在又在搞什么“鲲鹏”运输机……她好像永远在追赶，永远在超越。

“她会醒吗？”他问军医。

“生命体征目前稳定，但意识状态……”军医谨慎地说，“可能是大脑启动了某种保护机制。什么时候能醒，要看她自己的身体恢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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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如风一般传开。

第七研究室，程大斌接到电话时，正在检查“鲲鹏”运输机的中央翼盒对接数据。听筒从他手中滑落，哐当一声砸在工作台上。

“老程？”黄文瀚抬头。

“……总指挥病危。”程大斌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在京城总医院。”

两人连夜出发。火车在夜色中向北疾驰，窗外是沉睡的华北平原。黄文瀚望着远处零星的火光——那是炼钢厂的高炉，是朱琳当年坚持要建的。

“你还记得1939年吗？”黄文瀚忽然说，“轰-4第一次实战出击，轰炸日军在武汉的码头。”

“记得。”程大斌声音低沉，“那时候她才三十出头，站在塔台上看着轰炸机起飞，手都在抖——不是害怕，是激动。”

“后来轰-4成了抗战的空中铁拳。”黄文瀚顿了顿，“现在‘鲲鹏’快造好了，她却……”

两人沉默下来。

天蒙蒙亮时，火车抵达京城。他们直奔医院，在病房外见到了刘军。仅仅几天，这个向来挺拔的军人背都有些佝偻了。

“总指挥她……”程大斌声音哽咽。

“还在昏迷。”刘军说，“但医生说，情况没有继续恶化，算是稳住了。”

透过玻璃窗，他们看见病床上那个熟悉的身影。白发如雪，面容安详，仿佛只是睡着了。

“她留下的图纸，”黄文瀚轻声说，“我们已经封存起来了。按照她标注的密级和时间节点，锁进了第七研究室的绝密档案库。”

“那是她拿命换来的东西。”刘军望着病房，“你们要好好用。”

“我们发誓。”程大斌立正，一字一句，“一定把她规划的技术路线，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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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房里，监测仪器的滴答声规律而平稳。

朱琳其实有模糊的意识。她感觉自己在深海中沉浮，四周是无边的黑暗。系统的消失掏空了她的精神核心，那三十天不眠不休的疯狂记录，则透支了她身体最后的储备。

但她能听见外面的声音。

听见刘军压抑的哽咽，听见领导们焦急的询问，听见医生说“器官功能衰减”。

她不意外。

从1923年在智利的海滩上接受火种的那天起，她就知道会有代价。只是没想到，当这一天真的来临时，会是这样的方式——不是轰轰烈烈的牺牲，而是这样安静的、一寸一寸的衰竭。

黑暗中，记忆的碎片翻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