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其枕头芯的夹层里，搜查人员有了一个更令人不安的发现——一个比指甲盖还小的、伪装成纽扣电池的微型GPS定位器和窃听器！ 这东西显然不是周文斌自己放的。它一直在实时向外发送位置和音频信息！

“立刻对这个发射器进行反向定位和信号分析！”指挥室接到报告，气氛更加凝重。这意味着，不仅周文斌的网络和通讯被监控，他的一举一动、甚至日常谈话，可能也一直处于对方的监听之下！难怪对方能如此“及时”地掌握他的动向，甚至可能了解他父亲的身体状况（或许通过日常监听得知其父有心脏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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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接收端在境外，通过数个跳板，目前难以精确定位。”技术组很快回复，“但从信号强度分析，市内应该有一个中继放大器，距离党校不会太远。”

“找！挖地三尺也要把这个中继器找出来！”王海下令。这证明对手在本地有活跃的物理支撑点。

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导管室外。 周文斌赶到时，手术还在进行。他母亲瘫坐在长椅上，泪流满面，看到儿子，抱住他放声大哭。陪同的“女警”（以党校工会干部身份）温言安慰，并看似随意地询问起发病细节。

“下午还好好的……就说有点胸闷，吃了药歇着……后来突然就疼得不行了，脸煞白……”周母泣不成声，“打电话叫救护车，等了七八分钟才来……要是早点……”

“平时谁照顾叔叔？药是谁买的？今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或者见过特别的人？”女警问得委婉。

周母只是摇头，沉浸在悲痛和担忧中。初步询问，没有发现明显异常。救护车延误属于高峰期常见现象，无法直接作为证据。

周文斌靠着墙，滑坐在地上，双手抱头。手术室门上“抢救中”的红灯，像烧红的烙铁烫在他的心上。此刻，什么任务、什么威胁、什么未来，都被这最原始的恐惧淹没了。他只剩下一个念头：爸，你千万不能有事。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每一秒都无比漫长。走廊里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绝望的气息。便衣行动人员分散在走廊两端和楼梯间，警惕地观察着每一个过往的人。

突然，一个戴着口罩、捧着鲜花果篮的年轻男子从电梯走出来，径直走向周母和周文斌。 “阿姨，请问是周建国家属吗？”男子声音温和。

所有人都绷紧了神经。周母茫然抬头。周文斌也警惕地看向来人。

“我是周叔叔单位工会的小李，领导派我来看看。”男子说着，将果篮放下，又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这是单位同事的一点心意，您收下。”他弯下腰，似乎想凑近安慰周母，但就在他身体前倾的瞬间，借着果篮的遮挡，他的另一只手以极快的速度，将一个折成小方块、似乎是用特殊纸张包裹的硬物，塞进了周文斌因坐地而敞开的急救包侧袋里！

动作隐蔽、迅速，若非一直有至少三双眼睛死死盯着他，几乎无法察觉。

“控制他！”耳麦里传来急促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