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基层开始。”祁同伟早已胸有成竹，“工业区、外资厂、村镇企业、土地拍卖现场、法院立案庭、劳工市场……哪里问题多，矛盾集中，我就去哪里。”

李为民眼中赞赏之色更浓：“好！就按你的思路来！需要车或者其他保障，随时跟我说。”

很快，李为民通过特区办的关系，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向导——一个二十出头、刚从本地大学法律系毕业、分在区司法局锻炼的年轻干部，叫阿辉。小伙子机灵，本地人，会说流利的粤语和普通话，对特区各处的门道都很熟悉。

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空气中还带着夜的凉意，祁同伟就换上了一身最普通的灰色夹克衫，背着一个旧的军绿色挎包（单肩背在左肩），里面装着笔记本、钢笔、水壶和一些干粮，准备出门。

在招待所门口，他遇见了课题组的其他几位成员——主要是来自政法大学和人民大学的两位副教授和他们的研究生。那几位研究生看到祁同伟这身打扮和吊着的胳膊，都愣了一下。

一位政法大学姓刘的副教授扶了扶眼镜，语气带着几分客套的关心，却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疏远和审视：“祁同学？你这就要出去？伤还没好，多休息两天嘛，工作不急，有我们呢。”他们比祁同伟早到近一个月，已经初步进入工作状态，内心难免觉得这个燕大的“关系户”来得晚还受伤，恐怕是来镀金的，甚至可能因为救的是钟小艾（他们隐约听到风声）而带了点别样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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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同伟如何听不出这话里的意味，但他面色平静，只是淡淡一笑，客气却疏离地说：“谢谢刘老师关心，一点小伤，不碍事。课题组任务重，时间紧，我已经耽误了很久，不能再歇着了。老师们先忙，我出去转转，熟悉熟悉情况。”

说完，他对众人点了点头，便迎着初升的朝阳，大步走向路边，那里，向导阿辉已经推着一辆二八自行车在等着他了。

看着祁同伟那略显孤单却异常坚定的背影，以及那刺眼的白色石膏，几位教授交换了一个眼神，没再说什么，但那几位年轻研究生脸上，却或多或少露出些不以为然的神情，觉得他是在故作姿态。

然而，接下来的日子，祁同伟用自己的行动，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看法。

他没有要课题组配的车，每天就靠着阿辉那辆破自行车后座，或者挤公共汽车，甚至徒步，深入到了特区每一个角落。

白天，他顶着南国炽热的阳光，穿梭在机器轰鸣的工厂车间，用还不太灵光的左手，笨拙却认真地记录着流水线女工们关于加班费和劳动保护的抱怨；他蹲在尘土飞扬的建筑工地旁，和包工头、农民工一起啃盒饭，听他们讲劳务纠纷和工资拖欠的无奈；他挤在嘈杂的村镇企业办公室，听那些“洗脚上田”的农民企业家兴奋又忐忑地讲述着股份合作制的尝试和遇到的法律困惑；他站在土地拍卖会的后排，仔细观察着每一次举牌背后的资本博弈和规则模糊地带；他甚至在法院立案庭外一坐就是半天，看着那些一脸茫然、不知如何打官司的普通市民和小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