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组的还有两位同志，一位是宣传部理论处的副处长，四十多岁，戴着深度眼镜，理论功底深厚；另一位是学校部大学处的处长，三十五六岁，对高校青年情况非常熟悉。两人都是TZY系统内知名的“大笔杆子”。

看到组员名单时，那位理论处副处长明显愣了一下，仔细打量了一下祁同伟，似乎疑惑怎么会有一个如此年轻的科员被塞进这么重要的小组。大学处处长则显得随和些，主动向祁同伟伸出手：“祁同伟同志是吧？早就听说调研室来了个才子，今天总算见到了。我是王海洋，这位是刘处长。接下来咱们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一起努力！”

祁同伟连忙恭敬地双手握住对方的手：“王处长、刘处长，您们好！我是祁同伟，新人一个，经验不足，这次主要是来向两位领导学习的，请多指教！”态度谦逊而诚恳。

刘处长见他态度恭敬，脸色稍霁，点了点头：“嗯，年轻人多学习是好事。抓紧时间熟悉材料吧。”

封闭写作的生活紧张而枯燥。每天的生活轨迹就是宿舍、食堂、会议室三点一线。工作时间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甚至更晚。每个人面前都堆满了各种参考资料、文件汇编、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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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构思、起草、修改、争论、推翻重来……循环往复。会议室里烟雾缭绕（那时会议室吸烟还很常见），争论声有时会很大，特别是对某个提法、某个判断的分歧，往往会争得面红耳赤。

祁同伟最初两天主要是旁听和学习，大量阅读材料，熟悉小组负责部分的写作思路。他话不多，但听得非常仔细，观察着两位资深笔杆子是如何思考问题、如何提炼观点、如何运用语言的。

他很快发现，刘处长理论水平高，善于引经据典，把握方向；王处长则更了解基层实际，提出的观点往往更接地气。两人各有千秋，但也时有争执。

比如在分析当前青年思想状况时，刘处长倾向于引用经典着作和中央精神，强调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一些值得注意的错误思潮苗头。而王处长则更倾向于用调研数据和学生案例说话，指出青年思想中的困惑、迷茫和现实压力更为具体。

在接下来的具体起草过程中，祁同伟展现出了惊人的学习能力。他白天积极参与讨论，晚上经常主动加班，查阅资料，打磨文字。

几天相处下来，小组内两位处长对祁同伟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刘处长不再把他当成需要照顾的新人，而是经常主动征求他的意见；王处长更是和他称兄道弟，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起草组组长，办公厅的那位副主任，也在多次讨论中注意到了这个沉稳干练、思维敏锐的年轻人，特意向李建国主任打电话表扬了祁同伟，说“你们调研室这个小祁，是块好材料，悟性高，肯吃苦，文字也好，将来前途无量啊！”

封闭写作进行到第十天，报告初稿终于基本成型。在各小组分别汇报的基础上，组长统筹梳理，形成了报告的初步框架和主要内容。

然而，在最后统稿会上，关于报告的主题和主线，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的主张突出“培养接班人”，有的强调“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有的则认为应该聚焦“改革创新”。几种意见相持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统稿工作陷入了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