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同伟接过文件，是一封手写的遗书。字迹潦草，但能辨认出是吴海的笔迹：

“我有罪，我辜负了组织的培养，利用职权收受贿赂，违规放贷。我对不起党和人民，对不起家人。所有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没有同伙，没有保护伞。我选择以死谢罪，希望组织能放过我的家人。吴海绝笔。”

遗书的最后，还按了一个血手印。

祁同伟仔细看了几遍，突然问：“笔迹鉴定做了吗？”

“已经取样送检了，但初步对比，确实是吴海的笔迹。”民警回答。

“确实是他的笔迹，”祁同伟喃喃道，“但不一定是自愿写的。”

他想起监室里吴海紧握的手，想起那截写着“钟...柳...”的血书。如果吴海真的想自杀谢罪，为什么还要费力藏起那截纸片？为什么不在遗书中直接说明？

除非...遗书是别人逼他写的，而那截血书，是他临死前最后的反抗。

“程度，”祁同伟转过身，眼神锐利，“安排最可靠的人，二十四小时保护吴海的家人。我怀疑，接下来可能会有人对他们下手。”

“已经安排了。”程度说，“吴海的妻子和儿子在京州的住处，我已经派了便衣。他女儿在国外，我也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的关系，请当地警方提供保护。”

祁同伟点点头，对这个老部下的办事效率感到些许欣慰。但心中的不安却越来越重。

就在这时，钟小艾匆匆赶来。她显然是一接到通知就赶来了，头发还有些凌乱，脸上带着倦容。

“祁书记，情况怎么样？”

祁同伟简要介绍了情况，将遗书和那截血书递给她。钟小艾看完，脸色变得苍白。

“这...这太明显了。”她低声说，“吴海一死，所有线索都断了。而且这封遗书，把所有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明显是要保护什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