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他们在招待所昏黄的灯光下写“应用前景报告”。肖向东负责技术部分：Apple II在教育、科研、企业管理、工程设计等领域的应用案例；李卫国负责政策部分：如何将微型计算机纳入“四个现代化”建设框架。

写到凌晨三点时，招待所管理员又来敲门：“肖同志，有你的长途电话，北京来的。”

电话在值班室。肖向东拿起听筒，是方文敏急促的声音：“向东，出事了。郑卫国联合了七个系的‘马列学习小组’，向校党委递交联名信，要求清查‘学生非法经商及思想倾向问题’。信里点了北斗科技，还提到‘主要负责人肖某某利用寒假前往南方，与港商往来密切’。”

“他们怎么知道——”

“有人拍到了你和陈先生亲戚在海关见面的照片。”方文敏声音发抖，“照片是匿名的，但角度很专业。还有，周教授让我转告你：立刻停止一切与港商的接触，报告写完就回北京，不要逗留。”

“北斗那边呢？”

“街道被工商局约谈了，白老师的身份问题……可能瞒不住了。”方文敏停顿了一下，“向东，先回来。北京这边，我们在想办法。”

挂掉电话，肖向东站在值班室窗前。窗外是深圳的夜，远处香港的灯光如星河落地。一河之隔，两个世界；一步之遥，两种命运。

李卫国走过来，递给他一封刚收到的信——是林美娟的笔迹，从北京医学院寄出，但邮戳是三天前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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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

知道你去了深圳。我也在南下途中——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可能去深圳看看，听说那边有港资医院在筹建。”

“北京的事听说了。郑卫国的联名信，清华已经传开。但奇怪的是，校党委没有立即行动，反而把信压下了。周教授说，可能是更高层有人打了招呼。”

“另外，孙晓芸让我转告：她写的那篇特区内参，得到了‘一位老同志’的肯定性批示。批示原文是：‘可以试，错了再改，总比不动好’。这对你们是利好。”

“我在广州等你消息。如果方便，我们可以在深圳见面——不是以私人名义，而是‘医学生与工科生就医疗设备现代化进行交流’。这个理由，政治上安全。”

“保重。南方温暖，但风雨也多。”

信纸最后，画了一个小小的体温计，水银柱停在37.2℃——低烧的边界，战斗的温度。

肖向东把信收好。他走到招待所门口的土坡上，看着这片沉睡中的土地。蛇口那边还有几点灯光，可能是夜班工人在赶工。更远处，香港的霓虹彻夜不眠。

他想起了任政非蹲在电台前的背影，想起了陈先生托人走私时说的“中国需要这些机器”，想起了孙晓芸内参稿里那些激烈的争论，想起了林美娟画下的体温计。

所有人都在赌。赌这个国家会选择开放而不是封闭，赌技术能战胜意识形态，赌未来比过去更有力量。

而他，站在1979年1月的深圳荒滩上，手里握着一份可能改变微型计算机在中国命运的报告，背后是北京的政治围剿，面前是香港的资本诱惑，身旁是尚未成型的特区蓝图。

历史的路口，从来不是宽敞大道，而是布满荆棘的小径。而第一个走上去的人，总要被刺伤。

“卫国，”他转身，“报告明天必须完成。然后我们去海关，亲自找那位科长谈。”

“可周教授说——”

“周教授在北京，我们在深圳。”肖向东看着河对岸的灯火，“有些事，必须在这里解决。有些路，必须从这里开始走。”

夜色深沉，海风渐强。但荒滩上的几点灯光，始终没有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