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瞬间紧张。几个年轻同事识趣地走开了。

肖向东放下茶杯：“那你觉得呢？我是在挖墙脚吗？”

赵大刚沉默了很久。他抽着烟，看着展馆里来来往往的人群，看着那些金发碧眼的外商，看着那些满脸兴奋的中国商人。广交会的热闹与他的沉默形成鲜明对比。

“我不知道。”他终于说，“在北大荒时，我觉得你是个异类——偷偷看书，搞小团体，还跟林美娟不清不楚。后来你考上清华，我更觉得不公平：凭什么你们能上大学，我只能回城进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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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在厂里……”

“我从学徒干起，三班倒，车钳铣刨磨都干过。”赵大刚打断他，“用了八年时间，从学徒到技工到技术员到副科长。每一级都是实打实干出来的。我没你聪明，没你会考试，但我知道一点：工厂要的是能干活的人，不是会空谈的人。”

他说这话时，腰板挺得很直。那是工人阶级的骄傲，是凭手艺吃饭的尊严。

肖向东忽然理解了这个人。九年前在北大荒，赵大刚的嫉妒和打小报告，背后是对命运不公的愤怒。九年后的今天，他在自己的轨道上找到了价值——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他是技术骨干，是厂里倚重的干部。

“我尊重你的路。”肖向东说，“但中国这么大，需要走不同的路。有人搞生产，有人搞科研，有人搞改革。都是为国家。”

“那你觉得我们厂的产品怎么样？”赵大刚突然问。

肖向东看向展位上的车床。那是典型的国产设备：铸铁床身厚重扎实，但外观粗糙，漆面不平，标牌还是老式的铝牌，手轮是铸铁的没有镀铬。旁边日本展位的机床，流线型设计，数控面板，有机玻璃罩，像艺术品。

“很扎实。”他选择了一个中性的词。

“但不好看，不先进，对吧？”赵大刚替他说了，“我也去过日本展位看了，人家的数控机床，一个按钮就能干我们手动半天的话。但你知道他们卖多少钱吗？五十万。我们这台，三万八。”

三万一对比，差距赤裸裸。

“厂里不是不想搞数控。”赵大刚继续说，“三年前我们就立项了，但数控系统进口要外汇，伺服电机进口要外汇，连轴承都要进口。一台设备造出来，90%的钱给了外国人。部里不给那么多外汇额度，项目就搁浅了。”

他掐灭烟头：“所以你说改革、说开放，我都支持。但你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开放了这么多年，我们连一台像样的数控机床都造不出来？为什么每次都要买外国的？”

这个问题击中了肖向东正在攻关的项目。伺服系统、数控技术、精密制造——这正是他和陈思北在攻克的难题。

“因为技术积累需要时间。”肖向东认真地说，“日本德国也是用了几十年才达到现在的水平。我们起步晚，但已经在追。”

“怎么追？靠你们买股票？靠你们搞传呼机？”

“靠一点一点突破核心技术。”肖向东决定透露一些信息，“清华有个团队，正在攻关伺服系统和数控技术。如果顺利，两年内能拿出国产化的方案。”

赵大刚眼睛亮了：“真的？”

“真的。但需要支持。”

“什么支持？”

“应用场景。”肖向东说，“实验室做出样机后，需要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测试、改进。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工厂合作。”

赵大刚陷入沉思。他在权衡——一方面是可能的政治风险（和肖向东合作可能会被郑卫国盯上），另一方面是厂里急需的技术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