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向东沉默了很久。陈思北能想象他在北京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中思考着各种可能：政策风险、资金风险、技术风险，还有郑卫国那些人会如何借题发挥。

“思北，”肖向东的声音突然很轻，“你还记得1979年春天，我们在北大荒地窖刻名字吗？”

“记得。你刻了‘知识改变命运’。”

“那时候我们只知道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肖向东说，“现在你想改变的，是一个产业的命运。这条路，比我们想象得都难。”

“我知道。”

“可能会输得很惨。”

“但我更怕不去试。”陈思北说，“向东，我今年三十一岁了。在研究所再干十年，可能当上室主任，分套大点的房子，孩子上好学校。但我会一直想着：如果当年我去做了程控交换机会怎样？”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他顿了顿：“你常说我们这代人有特殊使命。我的使命，可能就是让中国有自己的通信技术。哪怕失败了，也能告诉后面的人：这条路有人走过，哪里是坑，哪里是坎。”

这话让肖向东想起了硅谷那些创业者眼里的光。也许在中国的土壤上，这种光要以不同的方式燃烧——更艰难，更隐忍，但同样炽热。

“好。”肖向东终于说，“我支持你。但有几件事要做在前面。”

“你说。”

“第一，把技术方案写成正规的项目建议书，我帮你递到科委和邮电部，争取列入‘七五’攻关计划。有名分才好办事。”

“第二，团队要签正式协议，股权、分工、退出机制都要写清楚。亲兄弟明算账。”

“第三，”肖向东停顿了一下，“李卫国那边最近麻烦多，深圳的场地可能不稳。我让方文敏帮忙在珠海看看，那边也在搞特区，政策更灵活。”

陈思北一一记下。这就是肖向东——总是想得比他周全。

“另外，”肖向东补充，“你这事暂时不要公开。郑卫国在盯着我们，知道你要做程控交换机，他肯定会阻挠。等样机做出来，生米煮成熟饭，再公开。”

两人一直谈到凌晨三点。挂掉电话，陈思北毫无睡意。他翻开笔记本，在扉页上写下：

“1987年5月，决定辞职创业。

目标：中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数字程控交换机。

时间：一年。

赌注：全部积蓄+五年专业积累+未知的未来。

理由：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写完，他打开抽屉，取出船舶研究所的工作证。深蓝色的封皮已经磨损，里面的照片是五年前拍的，年轻，眼神里有憧憬也有拘谨。五年，他设计了四条船，得过两次部级嘉奖，是所里最年轻的工程师骨干。

而现在，他要放下这一切，去走一条没人走过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