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见第一个人。”陈思北看着窗外硅谷的灯火，“肖总，我有个问题——我们凭什么让这些人放弃硅谷，回上海那个破厂房？”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凭一件事。”肖向东说，“凭这是中国第一代半导体人等了四十年的事。”

第二天上午十点，圣何塞一家咖啡馆。

张博士迟到了十五分钟。他四十出头，穿着POLO衫和卡其裤，典型的硅谷工程师打扮。握手时，陈思北注意到他手指上有细微的烫伤痕迹——那是接触晶圆清洗液留下的。

“抱歉，早会拖了。”张博士坐下，直接点美式咖啡，“陈先生，你们的技术资料我看了。0.8微米试验线，良品率11%……说实话，这在美国属于实验室淘汰水平。”

开门见山，不留情面。

陈思北没有辩解，而是从包里拿出一叠照片：“这是上海半导体设备三厂的档案室，1965年到1985年所有的光刻机设计图纸。”

照片拍得很仔细：泛黄的蓝图、工整的手写标注、复杂的机械结构图。

张博士一张张翻看，速度越来越慢。翻到某一张时，他手指停住了。

“这个双工件台设计……”他抬头，“是1978年的？”

“对。比ASML提出类似概念早六年。”陈思北说，“但因为当时国内数控系统跟不上，加工精度不够，最后没做成。”

“可惜了。”张博士喃喃，“如果当时有现在的数控机床……”

“现在有了。”陈思北接话，“我们收购了这家厂，拿到了所有图纸，还有一批做这些设备的老工人。张博士，我们缺的不是想法，是把想法实现的人。”

接下来的半小时，陈思北没谈薪资，没谈期权，而是详细讲解了改造方案：用现代数控系统重制老设备的核心部件，用进口光学模块升级光刻机镜头，用老师傅的手工精度配合自动化校准……

张博士从最初的挑剔，渐渐变成认真倾听，偶尔插问几个技术细节。

“你们的目标是？”最后他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