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跑。”他说，“但阻力很大。中科院、电子工业部下面那么多院所，凭什么给一家民营企业？”

“凭我们能做成。”陈思北一字一顿，“李卫国，你告诉他们：如果只靠院所就能做成，中国芯片就不会落后三十年。”

同一时间，北京。

李卫国确实在“跑”。过去十天，他跑了七个部委、三所高校、五家研究院。公文包里装着厚厚的技术方案、资金证明、人才清单，还有那份从上海老厂翻拍的第一代光刻机图纸。

但得到的反馈大多是：“研究研究”“需要讨论”“民营企业的积极性值得鼓励，但国家专项还是要以院所为主”。

7月15日，事情出现转机。

李卫国通过一位退休老领导的引荐，见到了863计划半导体专项专家组组长、中科院院士程老。会面地点不是办公室，而是在程老家里——海淀区一栋老居民楼的三层，家具都是八十年代的样式。

程老七十多岁，瘦削，但眼睛亮得惊人。他没看李卫国带的材料，而是直接问：

“你们那个上海厂，是不是做过一台双工件台光刻机原型？”

李卫国一愣：“您怎么知道？”

“1979年，全国科技大会，我是评审组的。”程老从书柜里抽出一本泛黄的会议纪要，翻到某一页，“上海三厂报过一个项目，双工件台光刻机，设计指标1.5微米。我给了高分，但最后没通过，因为‘加工精度达不到’。”

他抬头看李卫国：“那台机器，还在吗？”

“在仓库里，锈了。”李卫国如实说，“但我们准备修复它。”

“修复？”程老笑了，“那是重造。你们知道当年为什么失败吗？”

李卫国摇头。

“不是设计不行，是基础工业不行。”程老站起来，走到窗前，“当时需要的精密导轨，国内做不了；控制系统，用的是苏联五十年代的技术；光学镜头，是从德国二手设备上拆下来改的。但设计思路是先进的——非常先进。”

他转身：“你们现在有什么？”

“数控机床、进口光学模块、从硅谷挖回来的工程师。”李卫国说，“还有……那批当年做过这台机器的老工人，最年轻的也六十了，但手还在。”

程老沉默了很久。

“863专项有个‘产学研结合’的子项。”他缓缓说，“名额很少，竞争激烈。但如果你们能证明，民营企业能调动院所调动不了的资源——比如那些老工人，比如海外人才，比如市场化的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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