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1月17日，凌晨三点，上海闵行。

陈思北隔着观察窗看向洁净室内部。黄色灯光下，那台修复一新的双工件台光刻机正在完成最后一道工序——显影。机械臂将承载着硅片的托盘缓缓送入显影槽，淡蓝色的化学液体翻涌，在监控屏幕上形成规律的波形图。

这是第27次流片尝试。前26次，失败的原因五花八门：光刻胶不均匀、对准偏差、蚀刻过度、金属层短路……每一次失败都意味着几十万的投入化作废片。财务总监上周已经委婉提醒：芯片研发的月度支出突破六百万，集团现金流开始吃紧。

“陈总，温度稳定了。”对讲机里传来工艺工程师小吴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激动，“所有参数在控制范围内。”

陈思北没有回应。他盯着屏幕上的波形，脑海中闪过三个月前肖向东在香港台风夜说的话：“五年，从0.8微米到0.35微米。”

五年？现在连0.8微米都还没真正突破。

观察窗上倒映出他的脸，四十岁，鬓角已经白了。他想起妹妹陈思南，如果她还活着，今年该三十八岁了，也许已经是某个研究所的骨干。又想起钱师傅——那位磨出第一枚镜头的老师傅，上个月突发脑梗，现在还在医院，右手再也握不稳工具了。

“显影完成。”小吴的声音打断思绪，“开始清洗。”

清洗槽开启，超纯水冲刷硅片表面。接下来是蚀刻、离子注入、金属蒸镀……整套流程需要十八个小时。陈思北已经在这里站了十二个小时，腿麻了，但他没动。

凌晨五点，工艺工程师换班。新来的小组长是台湾李明翰推荐的人——三十岁的王工，在台积电做过三年工艺整合，去年底被挖来上海。他看见陈思北，愣了一下：“陈总，您还没休息？”

“等结果。”陈思北声音沙哑。

王工没再劝，默默接替监控位。他操作控制台的动作很流畅，带着台积电训练出来的那种精准感。来上海三个月，他最大的感慨是：“这里的人不怕试错。在台湾，一次流片失败可能就要写检讨；在这里，失败了就分析，分析完了接着试。”

早上七点，林美娟从北京打来电话。她正在准备疫苗的二期扩产，但显然心系上海这边。

“怎么样？”

“还在金属化阶段。”陈思北走到走廊，点了支烟——他戒烟三年了，这几个月又捡起来，“美娟，如果这次再失败……”

“那就第28次。”林美娟声音平静，“1977年高考前，你一道数学题做了三十遍才搞懂，记得吗？”

陈思北笑了。当然记得。北大荒的冬天，围着火堆，肖向东一遍遍给他讲微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