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分会。”程老说得很实在，“比如加强外汇监测、准备应急资金。但有些建议——比如限制短期资本流动——涉及金融开放的大方向，争议很大。”

肖向东理解。改革开放本身就是一场冒险，金融开放是冒险中的冒险。

“程老，如果危机真的来了，香港能守住吗？”

程老沉默了很久：“1983年，香港实行联系汇率制的时候，很多人也不看好。但十几年过去了，港元稳住了。为什么？因为背后有中国的决心。”

他看向窗外：“现在也一样。香港回归，不仅是领土回归，更是信心回归。国际资本想测试的，就是这种信心有多坚固。”

5月20日，陈思北带着他的技术材料和那枚螺丝，出现在香港半岛酒店的会议厅里。台下坐着三十多位投资者——有本地富豪，有国际基金代表，也有中资机构负责人。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做路演。

“各位，我不是金融专家，我是工程师。”陈思北开场很直白，“所以我今天不打算讲太多财务数据，就讲三件事。”

他打开第一页PPT，是“长城一号”芯片的显微照片。

“第一，我们做到了什么——中国第一片0.8微米自主芯片，良率从0到41%。用的是一台修复的、十四年前的老设备。”

台下有人交头接耳。

第二页，是0.6微米工艺的改进曲线。“第二，我们正在做什么——三个月，良率提升11个百分点。怎么做到的？十二次小样实验，三百次参数调整，两千个数据点分析。”

他顿了顿：“这就是中国工程师的工作方式：也许没有最先进的设备，但有最坚韧的耐心。”

第三页，是那枚螺丝的高清照片。“第三，我们相信什么——技术是可以传承的。这枚螺丝，是一位八级技工用修复的老机床车的。他叫老谢头，1976年在北大荒教我们技术，现在还在车间里。他今年七十二岁。”

会场安静了。

陈思北拿出那份《技术承诺书》的复印件，让工作人员分发。

“最后我说一句——投资芯片，就是投资一个国家的技术未来。这个未来可能有风险，可能慢，但一定会有。因为像老谢头那样的人还在，像我们这样的团队还在。”

路演结束，没有掌声，但很多投资者留了下来，详细询问技术细节。当天下午，三家基金表达了投资意向。

晚上，陈思北在维多利亚港边给肖向东打电话：“我可能……理解你的战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