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长办公会审议通过了《新技术评估与引进管理办法》，以及作为首个应用案例的《透水混凝土路肩技术评估结论与试验方案》。

文件正式印发的那一刻，林凡意识到，纸面上的“规矩”，即将迎来现实的第一次碰撞。

果然，文件下发次日，工程科长就面带难色地找了过来。

“林助，文件我们收到了。严格按照要求，我们和那个新材料公司谈了试验段的前置条件。”科长将一份谈话记录放在林凡桌上，“对方一听七项条件，尤其是五年数据监测、第三方机构核验、还有根据后期表现扣罚质保金这些条款，当场就有点急。”

林凡扫了一眼记录，上面记着对方技术总监的原话：“王总，我们这技术在全国十几个城市都用得很好，到你们这儿怎么就成‘科研试验’了？还这么多条条框框……这合作诚意，我们得重新考虑。”

“他们什么态度？”林凡问。

“态度倒没完全关闭，但明显是想讨价还价。”科长苦笑，“他们提出，希望试验段规模能适当扩大，至少看上去‘像个样子’，不然他们回去跟总部没法交代，也影响后续市场推广。另外，对质保金扣罚条款的触发条件和比例，希望再‘具体协商’。”

林凡点点头，并不意外。任何新规则的确立，本质上都是权力和利益边界的重新划分。供应商习惯了以往相对模糊、依赖关系运作的合作模式，突然面对一套清晰、刚性、责任到边的程序，本能地抗拒和试探是必然的。

“他们想扩大试验段规模，是希望‘捆绑’得更紧，将来万一效果不理想，我们顾忌沉没成本，处理起来会更棘手。”林凡一针见血，“至于质保金条款协商，是想模糊责任边界，留下腾挪空间。”

“那……我们怎么回复？”科长看着他。

林凡没有立刻回答，而是拿起电话，拨给了质检站那位提交了犀利报告的年轻工程师。

“小吴，透水混凝土试验段的第三方监测机构遴选方案，你们有初步意向了吗？”

电话那头的小吴显然早有准备，迅速报了两家具备资质且信誉良好的本地检测机构名字，并补充道：“我们更倾向B机构，他们在土木材料耐久性监测方面经验更丰富，而且报价更合理。方案和预算初稿我已经发您邮箱了。”

“好，效率很高。”林凡赞了一句，挂断电话。

他转向工程科长，语气平和但不容置疑：“这样回复对方：第一，试验段规模是基于技术风险审慎评估后确定的科研所需最小规模，不存在‘像不像样子’的问题，我们追求的是数据真实性，不是表面文章。第二，所有前置条件是经过局长办公会审议批准的底线要求，没有协商空间。如果他们基于对自身技术的信心，愿意接受这些条件参与本地化验证，我们欢迎；如果觉得条件苛刻，可以放弃本次试验机会。第三，我们已启动第三方监测机构遴选程序，确保数据客观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