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盒的金属表面已经被他的体温捂得微微发暖，他的拇指习惯性地摩挲着盒盖上那个弹孔——那个弹孔的边缘早就在无数次这样的摩挲中被磨圆了，从一张可以被划破手指的利口变成了一小圈光滑的、微微凹陷的疤痕。

这个弹孔，是袁文会的手下留给他的。这个烟盒替他挡下了那颗子弹，后来他把这个烟盒当成一种提醒——提醒自己，子弹打在烟盒上是一种幸运，但运气不会每一次都站在自己这边。

他的右手拇指在弹孔上停顿了一秒，然后他正要开口说话。

就在这时，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从客厅外面的走廊里传来。那脚步声很轻，不像是皮鞋踩在硬木地板上的那种干脆的嗒嗒声，而是一种更柔软的、踩在薄底布鞋下的沙沙声，还伴随着瓷器轻轻磕在木托盘上的细碎声响。

赵若媚端着一个托盘，缓步走进了客厅。

客厅的灯光从壁炉和落地灯的方向斜斜地打在她身上。她已经脱掉了那件深褐色的厚呢大衣，只穿着一件浅灰色的羊毛开衫，袖口挽了一截，露出两只纤细的手腕。托盘是一个老旧的桃木方盘，四个角上雕着已经磨得有些模糊的莲花纹，托盘上搁着一只海碗，青花瓷的，碗口很大，碗壁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釉光。

海碗里面是清汤。汤色清澈见底，微微泛着琥珀色的光。清汤里面浮着七八个大而饱满的馄饨，每一个都包得一模一样——面皮折叠的褶皱整齐得像一排纽扣，在热汤中微微膨胀，透出里面粉红色的猪肉虾仁馅，像是薄薄的棉纸里包裹着一枚枚饱满的果实。

馄饨上飘着几片翠绿的香菜叶，几颗晒干的小虾米在汤面上浮浮沉沉，还有一小撮切成碎末的冬菜，沉在碗底，隐约能看见暗绿色的颗粒。一股温热的、混合着肉香、虾鲜和香菜清冽气息的水汽从碗口袅袅上升，在冬日下午微凉的空气中形成了一小团白雾。

赵若媚把托盘放在茶几上，碗底磕在木托盘上时发出了一声极轻微的闷响。那声响很小，但在安静的客厅里却像是给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敲了一下。

詹姆士先生的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笑容和他之前那些试探性的、审视性的、公式化的笑容完全不同——这次是整个五官都被调动起来的笑，眼角的皱纹堆成了深深的鱼尾纹，灰蓝色的眼睛里闪着一种他极少在外人面前流露的光彩，连嘴角那截还没抽完的雪茄都被笑纹挤得往上翘了几分。他把双手往膝盖上一拍，哈哈笑了起来，笑声从他瘦削的胸腔里震出来，在安静的客厅里来回弹跳了两圈才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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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太太，”他边说边用英语说道，“你真是一个贤惠的妻子。王能够娶到你，是他的福气——不，应该说是他这辈子最正确的投资。我活了六十多岁，见过很多婚姻，在伦敦、在德里、在香港、在天津，相信我，我看人很准。你们两个，是天造地设的一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