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个子不高，身材有些瘦弱，戴着眼镜。他的脸色苍白，嘴唇没什么血色，走路时脚步有些虚浮。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眼睛——一只眼睛有明显的斜视，看人时目光无法聚焦，给人一种闪烁不定、难以信任的感觉。

王汉彰看着这张脸，皱起了眉头。他感觉有些面熟，一时却想不起在哪里见过。

那个男生被军官引着，有些踉跄地走上了主席台。他先是在台中央站定，然后转过身，面向坐在主位的西义一中将和其他日军军官，深深地、几乎弯成九十度地鞠了一躬。那鞠躬的幅度之大，时间之长，透着一种过分的、近乎谄媚的恭敬。

鞠完躬，他才慢慢直起身，转向台下的记者们，步履僵硬地走到了演讲台后的麦克风前。

这时，王汉彰终于想起来了。这个斜眼的男生，姓孙，和赵若媚是天津南开大学的同学。好像叫……孙星桥？对，就是孙星桥。王汉彰记得，赵若媚曾经提起过，这个孙星桥似乎对她有点意思，但赵若媚嫌他为人有些浮夸，不太踏实。

现在，这个孙星桥，就站在了台上，成了日军安排的“学生代表”。

孙星桥站在麦克风前，先是有些慌乱地调整了一下话筒的高度——那话筒对他来说似乎有点高了。这个细微的动作让他显得更加局促和笨拙。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的那双眼睛，一只眼睛往左看，一只眼睛往右看，让人根本猜测不出他下一步要干嘛。调整好话筒之后，这个孙星桥又清了清嗓子，声音通过扩音器传出来，带着明显的紧张和干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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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各位记者朋友，大家好。”他的开场白有些结巴，但很快，他像是背诵了很久的稿子终于找到了开头，语速逐渐流畅起来，甚至带上了一种刻意训练过的、抑扬顿挫的腔调。

“我叫孙星桥，是天津南开大学法学系三年级的一名学生。”

他报出自己的学校和专业时，挺了挺胸膛，似乎想找回一点属于“南开学生”的尊严感，但那个动作在眼下场景里，反而显得更加可悲。

“今天，我站在这里，心情非常复杂。”他开始了他的讲述，眼睛望向台下，但因为斜视，他的目光总是无法准确聚焦在某一处，给人一种眼神游移、心不在焉的错觉。

“在我的内心之中，有愧疚，有后悔，但更多的是……感激。感激第八师团的将士们，感激西义一中将阁下，给了我们这些迷途的年轻人一个认清真相、改过自新的机会。”

王汉彰在台下冷冷地看着。他能看出孙星桥在极力掩饰自己的恐惧，那微微颤抖的手指，那过于用力的挺胸，那刻意放缓的语速，都是表演的一部分。但这个表演，比台下那些麻木摇晃旗子的学生，更让人感到恶心——因为它掺杂了主动的谄媚和算计。

“事情要从三月二十八号说起。”孙星桥进入了“正题”，语气变得“沉痛”起来，“那一天，我和天津各高校的几十名同学，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当然，现在我知道那是被错误宣传煽动起来的、狭隘的、非理性的热情——组成了所谓的‘前线慰问团’，前往喜峰口，打算慰问驻守在那里的中国第二十九军。”

他刻意强调了“所谓”和“中国”，与后面将要提到的“皇军”形成对比。

“我们一路上想象着将士们如何英勇抗敌，如何需要我们的鼓励。我们带去了募集来的少量药品、食品，还有我们写的慰问信，排练的歌曲。我们以为自己是去‘雪中送炭’，是去‘鼓舞士气’。”他摇了摇头，脸上露出夸张的、仿佛现在回想起来仍觉不可思议的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