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华把会见笔录逐页看完。

每一份都记录得很详细，被告人的原话都打了引号。他看完以后抬起头看着律师：“你记录得这么细，为什么辩护意见只写一页半。”

律师摘下金丝眼镜，用衬衫下摆擦了擦。

他重新戴上眼镜之后说：“因为写了也没用。我当时在法院当值班律师，一年接几十个未成年人案子。每份辩护意见我都写过详细的版本——家庭背景、成长经历、犯罪原因分析、矫正建议。但法官根本不看。有一次我在法庭上念了整整二十分钟的辩护意见，审判长从头到尾没抬过头。休庭以后书记员过来跟我说，张律师你不用写那么多，写多了反而不好判。我问为什么。他说——判轻了上面要追责，判重了没人管。所以你写个态度好就行了。”

他说这段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是在陈述一个跟自己无关的事实。

陆亦可在旁边听完，把笔放下了。

她做笔录的速度很快，但这段话她没有逐字记录，只是在笔记本上画了一个星号。

星号旁边写了一行字：“此人不是敷衍，是被磨平了。”

王文华把三份会见笔录和辩护意见复印件一并收进档案袋里。

“张律师，你后来为什么不写了——写详细的辩护意见。”

张律师靠在椅背上，两只手搭在膝盖上。

窗外传来凉皮店老板娘喊客人的声音，还有中学生放学的自行车铃声。

“后来我儿子考上了法学院。他问我，爸，你办的未成年人案子，有没有哪一个让你觉得特别骄傲的。我想了半天，说有一个——有个小孩在少管所里给我写了封信，说张律师谢谢你，虽然你写的那个东西没什么用，但你是唯一一个来看过我的人。我儿子听了以后沉默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我到现在都记得的话。他说——爸，那你为什么不写一些有用的东西。”他说到这里声音忽然哑了一下，“我说我写累了。他说那你歇着，等我毕业了，我替你写。”

办公室里安静了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