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被遗忘、被无视的感觉，比直接的折磨更让他恐惧。

对陈恪的恨意，在这种绝望的等待中，如同窖藏的毒酒，愈发深沉浓烈。

他不再高声咒骂，但那双深陷的眼睛里，却燃烧着幽幽的火焰，每一个念头，都充满了对陈恪的刻骨仇恨。

与牢房里的阴暗绝望截然相反，这几日的上海府城，因为一场学术盛会而显得格外热闹。

城东新落成的“明理堂”内外，人头攒动，来自南直隶乃至浙江、江西等地的士子、儒生、乃至一些对心学感兴趣的商贾，汇聚于此。

讲学的主角，正是如今声名如日中天的靖海伯、上海知府陈恪。

此刻，陈恪端坐于明理堂正中的讲席之上，身着一袭朴素的青色儒衫，而非官服，显得平和而庄重。他面前，坐着两位须发皆白、却精神矍铄的老者，正是心学泰斗王畿和钱德洪。两侧及堂下，则坐满了凝神倾听的听众。

陈恪的声音清朗，回荡在堂内：“……故晚辈常思，知与行，何以合一？非是先知而后行，亦非盲目行而忘知。譬如我上海开埠之事，若只知圣贤书中‘通商惠工’之理，而无跨海平倭、筑港招商、定立规章之‘行’，则此‘知’为空谈，于国于民无益。反之，若只知蛮干，不察天时、地利、人心，不循经济民生之理，则其‘行’必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非但无功，反酿大祸……”

他将心学“知行合一”的玄奥哲理，与上海开埠、练兵、治政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用最浅显直白的语言，阐述其中的艰难、抉择与最终取得的成效。他没有空谈性命天道，而是将宏大的哲学思考，落在了实实在在的“事功”之上。

这并非陈恪所愿。

他本性不喜这种公开宣讲，觉得过于招摇，且容易授人以柄。

但此番，他推脱不得。

当年上海开埠之初，为了迅速打开局面，营造声势，他曾借助王畿、钱德洪在江南士林中的巨大影响力，请二位先生及其门徒为开海政策奔走呼号，论证其合理性、必要性。

作为交换条件，两位老先生当时就提出，希望陈恪在不影响政务的前提下，不定期举办讲学，以其自身的成功实践，向天下心学门人证明，“知行合一”并非虚无缥缈的理论，而是可以身体力行，并取得辉煌成就的路径。

用王畿当时的话说：“子恒，你本人，便是‘知行合一’最生动的注脚！让后来者看到，坚持本心，勇于任事，真能开创一番新天地。这比你讲什么精微义理都更有力量！”

钱德洪也抚须补充：“是啊，如今朝中有些人，身居高位，却只知空谈义理，党同伐异，于国计民生有何实益？心学之精神，在于致良知，在于行动！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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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老人对如今贵为首辅的徐阶，其实内心是失望的。

早期的徐阶，隐忍坚毅，曾让他们看到心学经世致用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