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一民坐在办公桌。

他指尖捏着一份泛黄的档案，指腹在“唐雄”两个字上反复摩挲。

窗外的夜风吹过，卷起窗帘一角，带着点秋夜的凉意。

郑一民裹了裹身上的警服外套，视线重新落回桌上的卷宗——这是他调出来的唐雄旧案，纸页边缘已经发脆，油墨味里混着经年累月的灰尘气。

他虽然接手经侦的活儿，可骨子里还是刑侦的老底子。

指尖划过“财政局局长”的职务栏时，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

二十年前的五千万，那是什么概念？就算是一局之长，想神不知鬼不觉地独吞这笔钱，简直是天方夜谭。

就像用渔网捞水，怎么可能滴水不漏？

郑一民翻开刑侦结论那一页，“自杀”两个字刺得他眼睛生疼。

他揉了揉眉心，想起下午翻看的现场照片——唐雄倒在书房，手腕上的伤口深浅不一，桌上的遗书字迹僵硬。

更可疑的是，窗台上有半枚不属于屋内的鞋印，卷宗里只轻飘飘写了句“无关人员遗留”。

“胡闹。”他低声骂了一句，声音在空荡的办公室里格外清晰。

干了一辈子刑侦，他太清楚这种“草草结案”背后藏着什么——要么是能力不足，要么是有人故意压着。

他指尖往下滑，在“经办人”那一栏停住了：邵建国。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好像是前几年退休的老刑警。

郑一民摸出手机，翻到通讯录里“陶非”的名字，想了想又放下。

现在太晚了，这案子急不得。

他靠在椅背上，望着天花板上的吊扇发呆。

二十年前的案子，经办人还在世，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老邵是他的老熟人，当年在刑侦队时还算正直，就是性子软了点。

如果他还有点良知，或许能从他嘴里抠出点东西。

“明天让陶非带人去见见他。”郑一民在心里盘算着，指尖在桌面上轻轻敲着，“不能直奔主题，得绕着弯子来。

老邵要是真有难处，硬逼反而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