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明渊也看到了他们的无力与无奈。官职低微，人微言轻，背后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支持，他们的声音很难直达天听，更难以撼动严、刘二人经营多年的庞大利益集团。他们所能做的，往往只是守住自身清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比如编纂史书、起草诏令时尽可能秉笔直书，或是在同僚间传播一些正直的言论）施加一些微弱的影响。面对越来越沉重的税赋、越来越猖獗的贪腐、越来越紧张的边关局势，他们常常感到深深的挫败与焦虑。

更让陆明渊深思的是，他察觉到，在这群清流之中，也并非铁板一块。有人纯粹出于道德理想，有人则掺杂了因仕途不顺而产生的愤懑；有人是真的想匡扶社稷，有人则可能只是将“清流”身份当作一种区别于“浊流”的政治标签，借以自抬身价或聚集同道。其中微妙的分歧与算计，同样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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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李翰林这批人，是陆明渊在玉京接触到的最接近权力核心、又尚未被彻底腐化的一群人。他们代表着这个庞大帝国官僚体系中，残存的一丝“正气”与“理想”。通过与他们的交往，陆明渊不仅能更深入地了解朝廷运作的细节与潜规则，更能把握到朝堂斗争的脉络与风向，甚至可能在未来，借助他们的身份与渠道，做一些事情。

这一日，李翰林家中设了小宴，除了陆明渊，还有两位同僚：一位是同样在翰林院任职的赵检讨，另一位是在都察院任御史的王御史。酒过三巡，话题自然又转到了时局。

王御史是个火爆脾气，几杯酒下肚，便开始痛骂：“严嵩老贼！把持内阁，卖官鬻爵，其子严世蕃更是横行不法，京师内外，谁人不知？还有那阉竖刘瑾，欺上瞒下，掌握厂卫，罗织罪名，陷害忠良！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赵检讨相对持重，但也叹道：“王兄慎言。如今厂卫耳目遍布，隔墙有耳啊。我等位卑言轻，纵有忧愤，又能如何？上月李给事中上书弹劾严嵩十罪，结果如何？被打发到云南边陲去了！”

李翰林亦是面色沉重，摇头道：“圣上近年深居简出，一心问道，朝政尽付严、刘二人。言路闭塞，忠奸不分。我等……唉。”他看向一直沉默倾听的陆明渊，“墨尘老弟，你游历四方，见多识广，对此有何看法？”

陆明渊放下酒杯，沉吟片刻，缓缓道：“诸位大人忧国忧民，晚生敬佩。晚生一介布衣，本不敢妄议朝政。然观史可知，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奸佞当道，言路闭塞，此非吉兆。然晚生以为，正气自在人心，公道自在天地。纵有乌云蔽日，亦难长久。关键在于，正气如何凝聚，公道如何彰显。”

他顿了顿，继续道：“严、刘二人势大，盘根错节，正面硬撼，恐非易事。然其党羽之中，岂无缝隙？其行事之间，岂无破绽？天下百姓，苦其久矣，民心向背，亦是力量。诸位大人身居清要，虽暂处下风，然坚守正道，秉笔直书，维系斯文一脉，于细微处影响士林风气，于无声处积累正义之势，此亦是莫大之功。待时机成熟，或有东风可借，星火可燎原。”

这番话，既肯定了李翰林等人的价值与坚守，又指出了现实困境，更隐晦地提出了“寻缝隙”、“积势待时”的策略，说到了众人心坎里，又不过于激进。

王御史拍案道：“墨尘老弟此言有理！我等不能因眼前艰难便失了心气！总要有人守住这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