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九年秋，户部呈上来的商税清单，厚厚一摞摆在朱翊钧御案之上。从苏州、杭州、广州三地商税司汇总而来的数字，一笔一笔清晰可辨：绸缎税、茶叶税、瓷器税、棉麻税、皮毛税、海贸税…… 分门别类，一目了然。

朱翊钧指尖轻轻点在纸面上，目光缓缓扫过。

三地商税合计已破二十三万四千九百两，较去年同期整整高出四成还多。

站在一旁的户部尚书王国光面色振奋，躬身道：“陛下，商税司设立不过半载，税收不降反增。如今商人安心经营，货畅其流，南北物资互通有无，市面之盛，已是多年未见。”

朱翊钧微微颔首，神色平静却带着笃定：“朕早就说过，商税不是搜刮，不是杀鸡取卵。定得太高、太乱，商人无路可走，货就不动；货不动，市不兴，朝廷最后一分钱也收不上来。”

他站起身，走到殿中悬挂的大明疆域图前，手指从江南一路划向北方：“你看现在 —— 苏州的绸缎，走运河到山东、入京畿；景德镇的瓷器，沿江而上到湖广、四川；岭南的茶叶，出海到东南亚、远至欧洲；塞外的皮毛、山西的铁器、河南的棉花，又源源不断运到江南。这才是天下大利。”

王国光心悦诚服：“陛下所言极是。以前关卡林立，层层抽税，一路走一路剥，商人叫苦不迭，不少货物干脆不走了，就地贱卖。如今商税统一，一路只缴一次，票据通行全省，吏员不敢刁难，千里贩运不再是畏途。”

朱翊钧淡淡道：“以前的人总说，重农抑商，仿佛商人一富，国家就贫。这是糊涂。商人赚钱，朝廷收税，工坊能雇人，百姓有活干，市面上东西多、价格平，这才是共赢。”

他顿了顿，语气加重：

“农是本，不可轻；商是血脉，不可堵。血脉一堵，身子再壮也要病。”

这番话，很快随着内阁的传谕，流布到各省督抚、地方官员耳中。过去那种 “商人皆贱、经商皆奸” 的风气，悄然松动。地方衙门再不敢随意对商人颐指气使、随意摊派，遇事也多以调解、按律处置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