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是在火车进入河北地界时停的。

孙铭坐在硬座车厢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湿漉漉的田野。庄稼早就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只有一些麦茬还留着，黄黄的一片，在雨后灰白的天色里显得格外萧索。远处村庄的屋顶上，冒出几缕青灰色的炊烟，笔直地升上去，然后被风扯散。

他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

从广州到北京。

路上换了三次车，买了四次票，用的是不同的身份证明——一次是采购员，一次是技术员，一次是探亲的教师。衣服也换了三次，现在身上这套是深蓝色的中山装，洗得有些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

安全吗？

他不知道。

在维也纳最后那个街口，汽车急刹车和撞击声之后，他绕了半个城市，换了三次电车，最后在郊区一个小旅馆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用备用证件买了去香港的船票。在香港，没有联系任何人，直接去了罗湖口岸。

过关的时候，边防战士检查他的证件——一张普通的回乡证明，照片是他，但名字是“张建国”。

战士看了看他，又看了看证件。

“从哪儿回来的？”

“香港。探亲。”

“探谁？”

“我姑妈。病了。”

战士盯着他看了几秒。

然后，盖章。

放行。

那一刻，孙铭才知道，自己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了。

现在，坐在回北京的火车上，那种紧绷感还是没有完全消失。他能感觉到——不是具体的威胁，而是一种本能的不安，像动物察觉到危险逼近时竖起毛发的那种不安。

车厢里很挤。

过道里站满了人，大包小包，箩筐扁担。空气里弥漫着汗味、脚臭味、还有谁带的咸菜的酸味。对面座位上，一个老太太抱着个孩子，孩子一直在哭，哭得嗓子都哑了，老太太怎么哄都哄不好。

孙铭闭上眼睛。

假装睡觉。

但耳朵一直竖着。

听。

听周围的动静。

前排两个工人在聊天，说的是厂里季度奖金的事，语气愤愤的。后面有个女人在抱怨，说婆婆难伺候，鸡蛋都要藏起来不给她吃。斜对角，一对年轻男女在低声说话，说的像是处对象的事，女的声音很轻，偶尔笑一声。

都是普通的声音。

普通的人。

但他不敢放松。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着。

过了保定，天完全黑了。

车厢里的灯亮起来，昏黄的，照得人脸色发黄。很多人开始打瞌睡，头一点一点的。那个哭闹的孩子也终于睡着了，脸上还挂着泪痕。

孙铭睁开眼。

从怀里掏出烟盒——最便宜的“大前门”，盒已经瘪了，里面还剩三根。他抽出一根，没点，只是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烟草味。

很淡。

但能让他稍微平静一点。

他想起了维也纳那个咖啡馆。

想起了“提琴手”发黄的眼白。

想起了那份文件上，遇热显影的浅褐色小字。

还有——

那个装着样品的小玻璃瓶。

现在在哪儿？

在维也纳中央邮局，第137号储物柜里。钥匙，他已经吞了。三天了，应该已经……排出去了。样品会有人去取吗？他出发前，用约定的方式发出了信号。但信号能被收到吗？取货的人能安全拿到吗？

他不知道。

他只能相信。

相信组织。

相信那些他从未谋面、但和他做着同样事情的同志。

火车晚点了。

到北京站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两点。

站台上人很少，灯光昏黄，照着一地狼藉——果皮，纸屑，烟头。几个清洁工在慢吞吞地扫地，扫帚划过水泥地，发出沙沙的声音。

孙铭拎着简单的行李——一个帆布包，里面就几件换洗衣服——走下火车。

冷风扑面而来。

北京的深秋，夜里已经很冷了。他紧了紧衣领，朝出站口走去。

出站口挤满了接站的人，一个个伸着脖子，在昏暗的光线里辨认着出来的旅客。有人举着牌子，上面写着名字。有人直接喊：“二柱子！这儿！”

孙铭没有停留。

他穿过人群，走出车站。

站前广场空荡荡的，只有几盏路灯亮着，光晕在冷空气里显得朦朦胧胧。远处，有辆三轮车在等客，车夫裹着棉大衣，缩在座位上打盹。

他走到广场边的公交站牌下。

等。

等了大概十分钟。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缓缓开过来，停在他面前。车窗摇下，开车的是个年轻人，戴着眼镜，孙铭认识——是“谛听”总部新来的机要员，姓赵。

“孙科长，上车吧。”小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