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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帝捧着父亲的灵位回到紫禁城时,永定河的冰刚化了一半。他穿着素白的孝服,跪在乾清宫的金砖地上,听着礼部官员唱喏“成服礼毕”,忽然觉得膝盖下的金砖凉得刺骨。殿外的风卷着残雪,打在窗纸上沙沙响,像无数双眼睛在外面窥望。
“皇上,该议政事了。”军机大臣曹振镛轻声提醒。这位三朝老臣的鬓角又添了些白霜,手里捧着个紫檀木托盘,上面放着几份加急奏折——最上面的,还是那份英国商船在广州外海聚集的奏报,旁边压着湖广总督关于“教匪余孽又起”的密报。
道光帝站起身,孝服的下摆扫过地面,带起些微尘。他走到案前,拿起英国通商的奏报,指尖在“请求开放厦门、宁波口岸”几个字上反复摩挲。父亲画的那个圈还在,红得像滴血。
“广州将军怎么说?”他问,声音还带着哭腔。
“穆克登布将军说,英舰有十二艘,都装着新式火炮,广东水师的船怕是……抵不住。”曹振镛的声音低了下去,“不过他也说了,英人只是‘请求’,暂时没敢动武。”
道光帝放下奏折,目光落在另一份密报上。湖广总督说,襄阳一带发现天理教余党,打着“真空家乡”的旗号,又在拉拢流民,“旬日之间,聚众数百”。他忽然想起父亲临终前攥着他的手说的话:“教匪难治,不在于刀枪,在于人心。”
人心怎么治?他望着案头父亲留下的那本《御制诗集》,翻到“万方疾苦记心头”那句,墨迹已经有些发暗。父亲记了二十五年疾苦,可疾苦不但没少,反倒像地里的野草,烧了一茬又冒一茬。
“传旨,让穆克登布严守广州,不许英人越雷池一步。”他深吸一口气,试图让声音稳些,“再让湖广总督‘剿抚并用’,别让教匪成了气候。”
旨意发下去,朝堂上暂时安静了些。道光帝学着父亲的样子,开始“节俭”——把御膳房的羊肉改成猪肉,取消了上元节的灯会,连皇后的凤袍都让内务府改了改,少用了两匹云锦。太监们私下说,新皇上比老皇上还“抠”,可国库的银子,还是像沙漏里的沙,眼看着往下掉。
这年春天,漕运又出了乱子。江苏的漕船在运河里堵了半个月,粮米都快发霉了。漕运总督上奏说“是水浅,船过不去”,可给事中(负责监察的官员)孙世昌却密报,说根本不是水浅,是漕运官故意把船停在半路,逼着粮商“孝敬”,不然就“耽误皇粮”。
道光帝派林则徐去查。这位刚从湖北禁烟回来的官员,性子耿直,带着几个随从就上了漕船。他在船上待了三天,发现漕工们吃的竟是掺着沙子的米,而漕运官的舱里却藏着整坛的绍兴酒,还有从苏州带来的戏子。
“大人,这是规矩。”一个老漕工偷偷对林则徐说,“每年漕运,官爷们都要捞一笔,不然谁肯来干这苦差事?”他掀开舱底的木板,下面藏着几包鸦片,“您看,这东西现在比银子还管用,给官爷们塞上几包,船走得比风还快。”
林则徐把查到的赃物和鸦片带回京城,道光帝看着那些发霉的漕米和包装精美的鸦片,气得把茶杯摔在地上。“漕运官竟敢克扣皇粮,还私藏鸦片!”他指着奏折上的漕运总督名字,“把他给朕革职查办!”
可革职查办又能怎样?新上任的漕运总督是曹振镛的门生,到任后倒是没敢收鸦片,却把“孝敬”改成了“办公费”,明着向粮商摊派,说“河道维修需要钱”,实则大半进了自己腰包。林则徐在奏折里叹道:“漕运之弊,已入骨髓,除非拆了运河重挖,否则难除。”
拆了运河重挖?道光帝苦笑。国库连赈灾的银子都凑不齐,哪来钱重挖运河?他只能下旨“严禁漕运官员勒索”,可圣旨到了地方,漕运官们就当没看见,该怎么捞还怎么捞。有个粮商气不过,告到巡抚衙门,结果反被安了个“诬告朝廷命官”的罪名,打了五十大板,流放三千里。
这年夏天,黄河又决了口。洪水淹没了河南、山东十几个县,灾民像潮水一样涌向保定。道光帝下旨拨款二百万两赈灾,可户部尚书哭着回奏:“皇上,国库只剩一百五十万两了,还是去年查抄几个盐商凑的。”
“盐商?”道光帝忽然想起和珅抄家清单里,有个“扬州盐商总商汪如龙”,当年给和珅送了无数金银,后来虽没被抄家,却也成了惊弓之鸟。“传旨,让扬州盐商‘捐输’五十万两,就说是‘为国分忧’。”
旨意传到扬州,盐商们却哭穷。总商江春的儿子说:“不是我们不捐,是真没钱。这几年鸦片进来得多,白银都流出去了,生意不好做啊。”其实他们的地窖里藏着成箱的元宝,只是宁愿把银子埋在地下,也不愿“捐”给朝廷——他们早就看透了,这银子捐出去,十有八九会被层层克扣,到不了灾民手里。
僵持了半个月,江春的儿子才不情不愿地凑了二十万两,还说“这是变卖了祖宗的字画才凑出来的”。道光帝看着那二十万两的银票,心里像堵了块石头。他想起父亲当年查抄和珅,以为能填满国库,可到头来,该空的还是空,该贪的还是贪,就像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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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天的时候,英国商船又在广州外海聚集了。这次他们带了封信,说“若不开放口岸,便要向朝廷‘宣战’”。穆克登布将军的奏报里说,英舰上的火炮“能打十里地,咱们的炮最多打三里”,还说“英人有‘蒸汽船’,不用风也能走,比咱们的快舰还快”。
道光帝把信摔在地上,骂道:“蛮夷狂妄!”可他心里清楚,穆克登布没说假话。前年他让人仿造过英国的火枪,造出来的东西打不了三发就炸膛,工匠说“人家的铁好,咱们的铁炼得不行”。
“让林则徐去广州。”他对曹振镛说,“他禁烟有经验,让他去应付英人。”他想起林则徐在湖北禁烟时,一把火烧了几千箱鸦片,百姓们喊着“林大人英明”,或许这个人,能给自己带来点希望。
林则徐到广州的那天,珠江口的浪很大。他站在船头,看着英国的“威里士厘号”战舰,桅杆上的米字旗在风中猎猎作响。船上的英国人正用望远镜往岸上看,眼神里带着傲慢。
“大人,英人说,要么开放口岸,要么他们就自己‘进来’。”翻译官脸色发白地禀报。
林则徐指着岸边的炮台:“告诉他们,天朝的土地,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可他心里没底——那些炮台还是康熙年间的旧样式,炮口对着大海,却不知道能不能挡住那些“蒸汽船”。
他开始整顿水师,把那些吃空饷的军官撤了,换上些敢打仗的年轻人;又让人去澳门买英国的火枪,想仿造些好武器。可军官们阳奉阴违,说“船旧了,练也没用”;买枪的银子被知府克扣了一半,买回来的竟是些旧货,还不如自己造的。
“这官场,是烂透了。”林则徐在日记里写道,“上有皇恩,下有民情,中间却被这群蛀虫堵死了。”他想起嘉庆帝当年杀郑源鹴,以为能杀一儆百,可现在的贪官比郑源鹴更狡猾,手段更高明,你抓不住他的错处,却眼睁睁看着他把国家的银子往自己兜里塞。
道光十八年冬天,林则徐在虎门销烟。他让人挖了两个大池子,把鸦片倒进去,浇上石灰,看着那些黑色的膏体在池子里翻滚、融化。百姓们欢呼雀跃,喊着“林大人万岁”,可他却笑不出来。他知道,这一把火,烧不掉鸦片背后的利益链,更烧不掉朝廷的积弊。
果然,消息传到英国,议会很快就通过了对华宣战的议案。道光十九年六月,英国舰队攻陷定海,直逼天津。道光帝慌了,他先是下令“痛击英夷”,见打不过,又派琦善去议和。琦善到了广州,把林则徐革职查办,还和英人签订了《穿鼻草约》,答应割让香港岛,赔偿六百万银元。
“琦善误国!”道光帝在朝堂上怒吼,把《穿鼻草约》撕得粉碎。可他派奕山去广州打仗,奕山却在城里竖起了“免战牌”,还偷偷和英人签订了《广州和约》,赔偿了六百万银元。
“朕怎么就没有能用的人?”道光帝瘫坐在龙椅上,看着空荡荡的朝堂,忽然想起父亲嘉庆帝的话:“朕虽三令五申,而官场积习难改,奈何?”那时他不懂,现在懂了——不是没有能用的人,是这体制容不下能用的人。林则徐被革职,琦善被重用,不是因为他们无能,是因为他们懂“规矩”,而这“规矩”,早已成了吞噬国家的毒瘤。
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英国舰队一路北上,攻陷镇江,兵临南京城下。道光帝没办法,只能派耆英去议和,签订了《南京条约》——割香港岛给英国,赔偿两千一百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签约那天,南京下着小雨。耆英拿着条约回到驿馆,看着上面的“永久割让”四个字,忽然觉得手里的笔有千斤重。他想起嘉庆帝当年杀和珅时的意气风发,想起道光帝刚即位时的节俭勤政,可到头来,还是落得个割地赔款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