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圣彼得堡这座城市里,雾是有记忆的。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沃尔科夫对此深信不疑。每到十一月,涅瓦河上便会升起那种灰白色的、黏腻的雾,像是某个死去的巨人最后一口呼吸,永远地凝固在了河面上。而德米特里总觉得,那雾里藏着什么东西——不是鬼魂,不是幽灵,而是比那些更加可怕的东西:被遗忘的事实。
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德米特里有一个女朋友,名叫娜塔莎·彼得罗夫娜·索洛维约娃。她有一双灰绿色的眼睛,像是拉多加湖冬天的水面,冷而透亮。她喜欢在丰坦卡河边散步,喜欢喝加了太多糖的茶,喜欢在冬天把冰凉的手指塞进他的大衣口袋里。这些记忆如此清晰,如此确凿,以至于德米特里有时候会觉得,如果全世界都说娜塔莎不存在,那一定是全世界疯了。
可全世界确实都在说她不存在。
他的母亲,那个住在沃洛格达的老太太,在电话里用一种悲悯的语气说:米佳,你是不是工作太累了?你什么时候有过女朋友?他的同事,那些在冬宫广场附近的档案馆里和他一起整理苏联时期旧文件的人,用一种看精神病人的眼神看着他。就连他最好的朋友谢尔盖·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那个和他一起在喀山大教堂前喝过无数次伏特加的人,也拍着他的肩膀说:德米特里,兄弟,你是不是该去看看医生了?
他们所有人都提到了同一个词:记忆芯片。
据说在罗刹国,自从去年冬天开始,国家便在所有公民的后颈植入了一枚米粒大小的芯片。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增强国民的历史认同感,防止有害信息对集体记忆的侵蚀。可实际上,德米特里在那些地下论坛里看到了另一种说法:那芯片会产生副作用。它会让人产生虚假的记忆,会让人爱上根本不存在的人,会让人在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整个人生中最珍贵的那段感情,不过是一串被错误写入的代码。
你的娜塔莎,谢尔盖有一次喝醉了之后对他说,她就是个bug,老兄。一个美丽的、让人心碎的bug。
德米特里不信。
他翻遍了手机里所有的照片,可每一张都变成了空白。那些他和娜塔莎在彼得保罗要塞前的合影,那些她在白夜里笑着回头的瞬间,那些他们一起在涅瓦大街上吃冰淇淋的画面——全部消失了,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聊天记录也是一样,他和娜塔莎的对话框里只剩下一片刺眼的白色,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留下。
但德米特里记得。他记得每一个字,每一个表情,每一次她靠在他肩膀上时头发的气味。那些记忆比任何照片都要真实,比任何文字都要清晰。
他决定去参加互助会。
在圣彼得堡的地下网络里,有一群和他一样的人——他们都坚信自己曾经爱过某个人,但所有证据都指向相反的方向。他们自称被抹去者,每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聚会,互相确认彼此的记忆,互相证明自己没有疯。德米特里在论坛上找到了他们,那是一个藏在深层网络里的页面,标题只有一行字:被抹去的记忆——你不是一个人。
他准备出发的那天,圣彼得堡下了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
二
他是在涅瓦大街和花园街的交汇处遇到那个老人的。
那是一个看起来至少有七十岁的男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头上戴着一顶灰色的羊皮帽,帽檐压得很低,几乎遮住了整张脸。但德米特里还是看到了他的眼睛——那是一双极其苍老的眼睛,眼珠浑浊,像是两颗被河水冲刷了太久的鹅卵石,可在那浑浊的深处,却藏着一种令人心悸的清醒。
你要去互助会?老人的声音像是生锈的铁门被推开时发出的声响。
德米特里停下了脚步。你怎么知道?
老人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用一种德米特里从未听过的语气说:听我一句劝,小伙子。不要去。参加那个互助会的人……他顿了顿,像是在斟酌用词,都和你的娜塔莎一样,消失了。
消失?德米特里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老人压低了声音,往前凑了一步,德米特里闻到了他身上的气味——不是伏特加,不是烟草,而是一种奇怪的、像是消毒水混合着旧书纸张的味道,他们不是死了,也不是搬走了。他们是被……抹去了。从所有人的记忆里,从所有的记录里,从这个世界上。就像你的娜塔莎一样。
德米特里感到一阵寒意从脚底升起,沿着脊椎一路攀爬到后脑勺。但他是一个固执的人,尤其是在涉及娜塔莎的事情上。
你在吓我。他说。
老人看了他很久,然后叹了口气。那口气在寒冷的空气中化作一团白雾,转瞬即逝。
随你吧,老人说,但如果你还想活命,就记住我的话。
说完,老人转身走进了雪雾里,他的背影很快就被灰白色的雾气吞没,像是一滴墨水落入了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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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站在原地,心跳如鼓。他告诉自己那不过是一个疯老头的疯话,然后继续朝互助会的地点走去。
可就在他转过街角的时候,他看到了那个老人。
老人并没有消失在雪雾里。他正站在互助会所在的那栋建筑的后门前,身边还多了一个年轻人。那个年轻人穿着一件深色的皮夹克,身材高大,面部线条硬朗。老人正在用一把钥匙撬后门的锁,动作熟练得不像是一个七十岁的人。
德米特里的血液一下子冷了下来。
那个警告他不要来的人,自己却来了。
这不是在耍他吗?
一股愤怒和好奇心同时涌上了德米特里的心头。他不再犹豫,快步跟了上去。后门发出一声低沉的吱呀声,被推开了一条缝,一股冰冷的寒气扑面而来,那寒气里夹带着一种刺鼻的气味——消毒水,或是类似的味道。浓烈的、医院太平间里才会有的那种消毒水的味道。
德米特里闪身进入了黑暗。
三
大厅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
那是一个旧时代的礼堂,穹顶上画着褪色的壁画,画的是某些德米特里认不出的神话人物。墙壁上的石膏已经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块,像是伤口。一排排木质椅子整齐地排列着,上面坐满了人。
但没有一个人说话。
德米特里的第一反应是:这不对劲。
一个坐满了人的大厅,应该是嘈杂的,应该有窃窃私语,应该有咳嗽声,应该有椅子挪动时发出的吱嘎声。但这里什么都没有。安静得像是一座坟墓。不,比坟墓还要安静,因为坟墓里至少还有死人的沉默,而这里的沉默是活的——它在呼吸,在注视,在等待。
然后,掌声响起了。
那掌声来得毫无预兆,整齐划一,像是节拍器一样精准。每一下都落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每一下的力度都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偏差。德米特里从未听过这样的掌声,它不像是人类的手能发出的声音,更像是某种机器在执行程序。
他看向那些鼓掌的人。
他们的眼神是空洞的。不是那种发呆时的空洞,而是一种彻底的、绝对的空无,像是有人把他们的灵魂从眼眶里抽走了,只留下了两具还在运作的肉体。他们的面部肌肉完全静止,没有任何表情,既不悲伤,也不快乐,既不恐惧,也不平静。他们就那样坐在椅子上,机械地鼓着掌,像是被上了发条的木偶。
德米特里的双腿开始发抖。
他想跑,但他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板上。他告诉自己:这就是互助会,这就是那些和你一样的人,他们只是——只是太痛苦了,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然后,一个中年男人走上了台。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但他的眼睛和台下那些人一样空洞。他站在话筒前,用一种平淡的、没有任何感情起伏的声音说:
我叫尼古拉·帕夫洛维奇·奥尔洛夫。我曾经坚信我有一个女儿。她叫柳芭。她最爱吃草莓蛋糕。我记得她三岁生日那天,她第一次叫我爸爸的样子。她的声音那么小,那么软,像是一只刚出生的小猫。
他停顿了一下,台下的掌声停了。整个大厅陷入了一种令人窒息的寂静。
后来我去维修了芯片,他继续说,声音依然平板,维修之后我才发现,我根本就没结过婚。我没有女儿。柳芭不存在。草莓蛋糕不存在。那个叫我爸爸的声音,不存在。
他说完这句话,台下再次响起了那种诡异的掌声。一模一样的节奏,一模一样的力度,像是有人按下了同一个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