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你为什么不参加补课?”
冬冬看了看远方,说,我”也想补,但田里的稻子不割完就烂地里了。”
我不悦地说,“以前伯母也不种这些,怎么你来了,水稻、花生、红薯、西红柿、甘蔗全种上了。”
我一点没瞎说,冬冬没来之前,伯母也就在家附近的菜园子种点自家吃的菜。
我经常能看到她头戴一顶时尚的防晒帽,肩上挎着一只小皮包,婀娜地往街上走,随着摆动的胯。
而在那些零零碎碎的光阴里,冬冬也仿佛突然悟到干农活的诀窍了,无论是镰刀、斧子还是锄头,一到他手里,就完全没了出息,全听他的主张。
镰刀一挥,好几捆用藤条扎好的芦棘球就滚到了山坡下。
菜地挖土,三下两下,一方土就挖得利利索索、平平整整。
砍柴也是,拿着斧子山上转一圈,保证墙根又堆了一堆高高的柴禾。
冬冬要扛着锄头打胡基,修梯田,举镰刀割稻,握锨浇地,抡镐砍甘蔗,挖红苕,拉着架子车施肥,累得汗水潜淋、神色虚脱。
有一次,我看见冬冬走到鸡窝,抓起一只抱窉鸡就往池塘里扔。
在窝里赖了几天的母鸡蓬头垢面地被扔在空中,象一只笨鸭手忙脚乱地扇动翅膀,乱纷纷的羽毛落在水面上。
冬冬告诉我,把抱窝鸡丢下塘是为了使它清醒过来,好接着下蛋,不然在母鸡的感觉中总有一窝需要孵的鸡蛋。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迫使母鸡丢掉幻想的过程,我都不知道这些,突然就觉得冬冬懂得好多。
也就从那时起,冬冬开始改穿干活的那种粗布灰色衣服。
虽然他对农村的生活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但他明朗的笑容里,也开始加入了忧郁的元素。
每次回到学校补课没看见冬冬,我总是若有所失。
每次上完课,我便去布兰坊的村口,往乡间的小路远眺,希望迎接他收工回来,可惜他总是迟迟不归。
直至黄昏披垂,冬冬像一个飘移的点似的,在葱翠绿油的田间小路上出现。
冬冬说,“这些都是地里能长出来得东西,不能都花钱去买,等摘花生了,我炒熟了带学校给你吃,今年的花生长得可好了,花生苗又粗又壮。”
“我还是希望你回学校上课。”我看了冬冬一眼,还是说出了这句话。
冬冬突然把手搭在我肩上,说了句让我不知所措的话,“冬冬说,东东,咱俩不一样,你是读书考学的命,我是种地卖力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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