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书店外下着小雨。

雨不大，却很密，落在玻璃上，一点一点往下滑，把街道拉得很长。放学的学生从门口跑过，鞋底踏起水花，很快消失在巷子尽头。书店里只亮着一盏暖黄的灯，书架的影子安静地靠在墙上。

他是在这个时候进来的。

推门声很轻，几乎没有存在感。我抬头看了一眼，是个四十岁上下的男人，头发剪得很短，衣服洗得发白，却很干净。他站在门口，有点局促，像是不知道该不该进来。

我合上手里的书，说：“进来坐吧，外面雨大。”

他点点头，把门轻轻关上，雨声被隔在外面，只剩下屋里时钟走动的声音。

他没有立刻坐下，而是站在书架前，目光在书脊上一行一行地扫过，却看得并不专注。我看得出来，他的心不在书上。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走到靠窗的位置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微微用力，指节有点发白。

“你这儿，”他开口，声音低哑，“是能说话的地方吧？”

我点头：“能。想说什么都行。”

他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给自己一点勇气，然后才慢慢说：“我刚从里面出来。”

这句话说得很平静，却带着一种沉重。

我没有追问，只是给他倒了杯热水，放在他手边。他捧起杯子，热气升起来，他的眼睛在那层雾气后面微微泛红。

“六年。”他说，“我在里面待了六年。”

雨在窗外敲得更密了。

“出来那天，天也是这样的。”他笑了一下，却不像笑，“监狱的铁门一开，我站在外面，突然不知道该往哪儿走。”

他说，六年前，他因为一时冲动，伤了人。不是故意，却已经来不及解释。判决下来那天，他母亲在法庭上哭得站不住，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