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桂芳叹了口气，压低声音：“厂里发的工资，又扣了十块说是‘集资建宿舍楼’…这楼都集资三年了，影子都没见着…老吴的药快断了…”

刘大头媳妇也凑过来，愤愤不平：“就是！说是效益不好，可你看厂办那几个领导，哪个不是天天‘永久’自行车骑着，‘金星’电视看着？苦就苦了我们这些一线工人！”

“永久”牌自行车和“金星”牌黑白电视机，在八十年代是家庭富裕的标志性物件。工人们累死累活一个月，可能都买不起一台电视，而领导阶层却已率先享受到了改革初期的一点“红利”，这种落差感在困境中被无限放大。

这时，一个穿着劳动布工装、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些书卷气的年轻工人推着一辆半旧的“飞鸽”自行车走过来，车把上挂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他是厂技术科的助理技术员，叫赵学栋，大学毕业分来没多久。

“马大姐，刘家嫂子，”赵学栋停下自行车，脸上带着一丝兴奋和犹豫，“你们…听说了吗？厂里贴出通知了，正式鼓励‘停薪留职’！”

“停了薪，留了职，喝西北风去啊？”刘大头媳妇没好气地说。

“不是，”赵学栋推了推眼镜，压低声音，“我有个大学同学，分在深圳一家中外合资的电子厂，他们那边缺懂机械维修的技术员，待遇特别好！一个月基本工资就一百二，还有奖金！他想让我过去试试…”

“一百二？！”马桂芳和刘大头媳妇都惊呆了。这几乎是她们丈夫在厂里辛苦一个月工资的三倍！

“是啊！”赵学栋越说越激动，“那边都是新设备，能学到真东西！就是…就是得把厂里的‘铁饭碗’撂下，心里有点没底…”他脸上充满了对机遇的向往和对未知的恐惧。

“小赵，你可想清楚！”刘大头媳妇提醒道，“厂里再不好，好歹是国家单位，生老病死有依靠。去了那边，万一人家厂子黄了，你回来连窝都没了！”

马桂芳也点头：“是啊，外面哪有那么容易…”

赵学栋脸上的兴奋淡了些，变得纠结起来。他看着筒子楼斑驳的墙壁，听着楼道里各家为钱争吵的声音，又想想同学信里描述的深圳速度和百元月薪，陷入了深深的矛盾。这就是时代抛给一代人的选择题：是守着日渐锈蚀的“铁饭碗”，还是冒险跳入市场经济的洪流去搏一个未来？

晓燕在一旁听着，仿佛看到了另一个版本的“娟子的抉择”，只是发生在这些更有技术、却也背负着更多体制羁绊的年轻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