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昌三年，三月初三，上巳节。

京城南郊的曲江畔，杨柳吐新绿，桃花初绽红。按习俗，这一日男女可踏青游春，若是未婚男女，更是可以借机相看。但顾临风没有去曲江，他坐在刑部衙署的书房里，面前堆着半人高的卷宗。

窗外隐隐传来丝竹声和笑语声，衬得书房里更加寂静。

“尚书大人，”主事推门进来，手里捧着一摞新到的文书，“这是江南三府上报的春耕期间刑案汇总，还有刑部各司对法典施行几个月来的意见反馈。”

“放下吧。”顾临风头也没抬，手中的朱笔在卷宗上快速批注。

主事放下文书，犹豫了一下：“大人，今日上巳节，衙署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您要不要也……”

“不用。”顾临风打断他，“把门带上。”

主事不敢再说，轻轻退了出去。

书房里重归寂静。顾临风放下笔，揉了揉眉心。三个月了，《法证法典》推行几个月，各地的反馈如雪片般飞来——有赞誉，有质疑，更有明里暗里的抵触。

作为刑部尚书，他是连接法证司与传统司法体系的关键枢纽。陆清然在法证司制定标准，萧烬在朝堂扫清障碍，而他，要在具体的案件流转、人员调配、制度衔接上，一点一点把这个体系磨合起来。

这几个月，他瘦了八斤。

不是身体累，是心累。要在守旧派和革新派之间寻找平衡，要在“祖宗成法”和“新法新规”之间架设桥梁，要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推进这场前所未有的改革。

有时夜深人静，他会想起一年多前，第一次在镇北王府见到陆清然的场景。

那时她还是下堂妃，穿着素衣，站在公堂上，用冷静到近乎冷酷的语气，陈述着那些让所有人都震惊的尸检结论。他记得自己当时的心情——震惊，好奇，然后是一种莫名的确信：这个女子，会改变些什么。

他确实没有看错。

只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这场改变的参与者，见证者，甚至推动者之一。

顾临风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春色正好，几个年轻的刑部吏员正结伴往外走，大概是去曲江畔踏青。他们谈笑着，脸上是年轻人特有的朝气。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已经三十一岁了。

三十一岁，官至刑部尚书，大昱开国以来最年轻的尚书之一。在旁人看来，他仕途顺遂，前途无量。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条路走得有多如履薄冰。

“顾大人。”

一个清亮的女声在身后响起。

顾临风回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个女子。她约莫二十三四岁，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襦裙，外罩一件月白色的半臂，头发简单绾起，插着一支素银簪。她手中抱着几卷案宗，站在那里，身姿挺拔得像一株青竹。

“苏仵作？”顾临风有些意外，“你怎么来了？”

女子名叫苏令仪，是京兆尹衙署的女仵作，也是法证司成立后，第一批通过考核获得正式资格的女法证吏员之一。顾临风与她打过几次交道——都是在案发现场，她总是安静地做事，记录细致，结论精准，从不废话。

“京兆尹衙门转来一桩案子，涉及刑部旧档，需要调阅。”苏令仪走进来，将案宗放在桌上，“本来该是王主事来，但他今日告假去踏青了，我就自己来了。”

她的声音平静，眼神清澈，没有半分局促或讨好。

顾临风点点头：“要调哪年的卷宗？”

“永昌元年，京郊赵家庄灭门案。”

顾临风眉头微皱：“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凶手赵大牛当年就判了斩立决。”

“是结了。”苏令仪说，“但最近赵家庄又发生一起命案，手法与当年灭门案有相似之处。京兆尹怀疑，当年的案子可能判错了。”

顾临风心中一凛。

如果真是错判，那就是在《法证法典》刚刚颁布的当口，一桩赤裸裸的、可以被人拿来攻击新法的“旧案污点”。

“卷宗在乙字库第三排，我去取。”他立刻说。

“我和您一起去。”苏令仪跟上他的脚步。

刑部档案库在地下，常年阴冷。顾临风点亮油灯，带着苏令仪在重重书架间穿行。灯光昏黄，照在两人脸上，投下摇曳的影子。

“苏仵作怎么会做这一行？”顾临风忽然问。话一出口，他就有些后悔——这问题太唐突了。

但苏令仪并不在意：“家父原是府衙仵作，我从小跟着学。后来父亲病逝，家里没了生计，我就接了父亲的班。再后来，法政司招考，我就考了。”

她说得轻描淡写，但顾临风听出了其中的艰辛——一个女子，在父亲死后独自撑起家业，还要从事这种被人看不起的职业。

“不容易。”他轻声说。

“习惯了。”苏令仪停在书架前，“是这里吗？”

顾临风抬头，果然是乙字库第三排。他找到永昌元年的卷宗，抽出赵家庄灭门案那一册。厚厚的卷宗，纸张已经泛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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