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党争，愈演愈烈。朝堂上的官员们，不再关心国计民生，只想着如何打击对方，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宣和七年，金兵南下，汴京危在旦夕。徽宗禅位给钦宗，仓皇南逃。钦宗召集群臣议事，新党与旧党还在争吵——新党说“该用新法筹集军费”，旧党说“都是新法惹的祸，该废了谢罪”。

直到金兵攻破汴京，将徽钦二帝掳走，史称“靖康之耻”，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新旧党争，才以一种惨烈的方式落幕。

建炎元年，宋高宗在临安（今杭州）称帝，建立南宋。此时，再没有人争论新法旧法了。大臣们看着残破的山河，想起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只剩下无尽的唏嘘。

有人说，若王安石变法能顺利推行，大宋不会如此衰落；有人说，若司马光不废除新法，或许能避免党争……可历史没有如果。

绍兴年间，一个曾在汴京卖糖葫芦的老汉，带着孙子来到临安。孙子指着街上的市易屋，问：“爷爷，那是什么地方？”

老汉浑浊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摸了摸孙子的头，缓缓道：“那是一个叫王安石的相公，为了让咱们能买得起东西，设立的地方……”

他的声音很轻，却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变法风云激荡的年代。那时的汴京，虽有争吵，虽有阵痛，却充满了希望——希望大宋能变强，希望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只是，那个希望，最终被党争的洪流淹没了。

而半山园的那株石榴树，每年春天都会抽出新枝，秋天结出通红的果实，像是在诉说着那个未完成的梦想。

第四章：党争余烬

临安的雨，总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气。绍兴十三年的深秋，一位白发老叟拄着拐杖，站在西湖边的断桥上，望着远处灰蒙蒙的湖面。他身上的粗布袍衫打了好几块补丁，寒风一吹，便簌簌发抖。

“苏相公，风大，咱们回吧。”身后的老仆低声劝道。

被称作“苏相公”的老者，正是从儋州北归的苏轼。他已年过花甲，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生死劫，熬过了惠州、儋州的蛮荒苦境，如今虽获赦免，却早已心如古井。他望着湖面，忽然轻轻咳嗽起来，咳得弯下了腰。

“当年在汴京，介甫兄也曾在这样的秋日里，与我争论免役法。”苏轼喘息着笑道，“他说‘百姓交钱免役，方能安心务农’，我说‘恐贫者无钱，反遭逼迫’。如今想来，倒是我偏执了。”

老仆叹了口气：“谁说不是呢？章惇相公把免役法改成那样，收的钱比赋税还重，百姓背地里都骂‘新党新法，比虎还凶’，哪还记得王相公当年的好？”

苏轼沉默了。他想起绍圣年间，章惇掌权时的光景——新党官员以“绍述”为名，行报复之实。凡旧党曾任之地，必派人严查“旧账”，稍有瑕疵便罗织罪名；凡新法涉及之项，必加倍盘剥，美其名曰“充实国库”。他在定州任上推行的保甲改良之法，被污蔑为“私通旧党，败坏军制”，连带着儿子苏迈也被贬斥。

“党争至此，已非新法旧法之争，而是意气之斗了。”苏轼望着湖心的残荷，“介甫兄若泉下有知，见他毕生心血被如此糟蹋，不知该何等痛心。”

此时的临安朝堂，也并未因偏安一隅而平静。宋高宗虽不愿重蹈徽宗覆辙，却也无力调和党争。新党以“主战”为名，把持军政；旧党以“主和”为号，占据台谏。两派每日在朝堂上争吵，从黄河改道吵到科举取士，从对金和议吵到盐铁专卖，唯独对如何恢复中原、安抚百姓，却鲜少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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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高宗召集群臣议事，议题是“是否恢复青苗法，以解军需”。

新党领袖张浚出列道：“陛下，青苗法本是良法，只因元佑年间被司马光废除，才致国库空虚。如今若恢复此法，按户等放贷，利息取两成，一年便可增收百万贯，足以支撑北伐！”

旧党代表李光立刻反驳：“张相公忘了章惇推行青苗法时的惨状了？州县官吏为求政绩，强行摊派，贫者无力偿还，多有卖儿鬻女者！若再恢复，恐民变四起！”

“李光！你这是危言耸听！”张浚怒视着他，“如今国难当头，岂能因噎废食？”

“张浚！你是想借新法中饱私囊吧！”李光毫不退让。

两人在朝堂上争执不休，高宗听得头疼，最终拂袖而去：“此事容后再议！”

这样的争吵，成了临安朝堂的常态。新党骂旧党“苟且偷安”，旧党骂新党“好大喜功”，却没人记得，王安石推行新法是为了“富国强兵”，司马光反对新法是担忧“百姓受苦”——他们的初衷，本不是为了党争。

绍兴十七年，苏轼在常州病逝。临终前，他让儿子苏过取来纸笔，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随后溘然长逝。消息传到临安，高宗辍朝一日，叹道：“苏子瞻逝，天下再无直言敢谏之臣了。”

而此时的北方，金国人正在效仿宋制，其中便有改良后的青苗法和募役法。金国大臣耶律楚材对金太宗说：“南朝的新法，本是利民之策，只因党争才败坏，我朝当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

绍兴二十五年，秦桧病死，党争的火焰暂歇。高宗开始反思，命人整理王安石、司马光的文集，试图从中找到治国之道。当他读到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看到“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时，不禁掩卷长叹：“若早行此策，何至于有靖康之耻？”

可叹的是，此时的大宋，早已元气大伤。江南的土地被豪强兼并，百姓流离失所；军队的将领各怀心思，难成合力；朝堂的官员依旧醉心于派系之争，将“恢复中原”的口号，当成了争权夺利的工具。

淳熙年间，一位名叫陆九渊的学者路过江宁，特意去了半山园。此时的半山园已破败不堪，只剩下几间断壁残垣，那株石榴树却依旧枝繁叶茂，只是果实寥寥。

“王相公，”陆九渊对着老树作揖，“您当年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何等气魄！可叹后来者只学您的‘拗’，不学您的‘公’，终致新法败亡，党争不止。”

他顿了顿，望着远处的钟山，声音朗朗：“但您放心，公道自在人心。青苗法的利民之本，免役法的公平之理，终有一天会被后人记起，会被真正推行。”

风吹过石榴树的枝叶，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回应他的话。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南宋末年。元军南下，临安失守，文天祥在赣州起兵抗元。他在《御试策》中写道：“祖宗之法，有可行者，有不可行者。王安石变法，其利民者可行，其苛政者当废。然新旧党争，耗竭国力，实乃宋亡之由。”

兵败被俘后，文天祥在狱中写下《正气歌》，其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一句，或许正是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辈的最好注解——他们或许有过争执，有过错误，但他们的初心，都是为了大宋的强盛，为了百姓的安康。

元至元年间，脱脱主持编撰《宋史》，在《王安石传》中写道：“安石变法，其志可嘉，其法可商，其败也，非因法之不善，而因党争之烈，用人之误。”在《司马光传》中则写道：“光反对新法，非因私怨，实因忧民，然尽废新法，亦失之偏颇。”

历史终于给了他们一个相对公允的评价，只是这评价来得太晚，太晚。

而那些真正在新法中受益的百姓，早已将记忆融入了血脉。江南的农户在青黄不接时，会念叨“若有王相公的青苗钱，便不愁了”；北方的商贩在被豪强欺压时，会叹息“市易务若在，何至于此”；边关的士兵在操练时，会想起“保甲法练出的队伍，从不畏惧敌人”。

这些细碎的记忆，像散落在民间的星火，虽未燎原，却也未曾熄灭。

明洪武年间，朱元璋推行“粮长制度”，让百姓按户等缴纳粮食，免除徭役，其制实源于王安石的免役法；清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亩”，将人头税摊入土地税，其理与方田均税法异曲同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新旧党争的硝烟早已散尽，王安石变法的得失也成了过眼云烟。但那些关于“如何利民”“如何强国”的思考，那些在党争中坚守的初心，却像半山园的那株石榴树，在时光的风雨中，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因为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的——对公平的追求，对民生的关怀，对家国的热爱。而这些，正是王安石变法留给后人最宝贵的遗产，也是新旧党争背后，最值得铭记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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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哲徽衰象

第一章：绍圣翻覆

元佑八年深秋，汴京的风带着彻骨的寒意，卷过皇城根的老槐树。太皇太后高氏的丧钟刚停，年仅十七岁的宋哲宗赵煦便站在福宁殿的丹陛上，望着阶下瑟瑟发抖的群臣。他穿着簇新的龙袍，眉眼间还带着少年人的青涩，眼神却冷得像殿角的冰棱。

“元佑年间，司马光、吕公着废除新法，篡改先帝遗志，诸位可有异议？” 哲宗的声音不高，却像一块石头砸进死水潭，激起满殿的惊惶。

群臣面面相觑，没人敢接话。谁都知道，这位少年天子隐忍了八年 —— 高太后垂帘时，他坐在龙椅上，看着旧党大臣将父亲神宗的新法逐条废除，看着他们将新党官员贬得流放千里，却只能攥紧拳头，一言不发。如今太后驾崩，他要翻覆这一切了。

“章惇。” 哲宗忽然点名。

站在班列末尾的章惇应声出列，他年过五旬，脸上刻着风霜，眼神却锐利如鹰。“陛下，司马光、吕公着废除新法，实为乱政！青苗法可济农，免役法可便民，保甲法可强兵，他们尽行废除，致使国库空虚，边患再起，罪该万死！”

“说得好！” 哲宗猛地一拍龙椅扶手，“朕意已决，复用新法，贬斥旧党！章惇，朕命你为尚书左仆射，主持朝政！”

章惇叩首谢恩，声音洪亮：“臣定不负陛下所托，绍述先帝遗志！”

旨意一下，汴京的空气瞬间变了味。旧党官员如丧考妣，新党则弹冠相庆。章惇雷厉风行，第一日便下旨：追夺司马光、吕公着谥号，砸毁两人墓碑；将吕大防、苏辙等旧党核心成员贬至岭南；连早已去世的欧阳修，也因曾反对新法，被剥夺 “文忠” 谥号。

更狠的是，章惇竟奏请掘开司马光的坟墓，鞭尸泄愤。哲宗虽未准奏，却也下旨 “剥夺司马光一切荫封，其子孙永不得为官”。

汴京城里，新党官吏像疯了一样抄家抓人。苏轼刚从杭州调任兵部尚书，还没来得及熟悉衙署，就因 “元佑年间撰写诗文诋毁新法” 被贬往惠州；范纯仁（范仲淹之子）因替司马光辩解，被削去官职，流放永州；连当年反对新法却已退休的老臣，也被从老家揪出来，罚没家产。

一时间，汴京的监狱人满为患，流放岭南的官员队伍，从朱雀大街排到了南薰门。百姓看着这光景，私下里嘀咕：“当年旧党掌权，新党遭罪；如今新党回来，旧党遭殃。这朝堂，怎么就不能安生呢？”

章惇却不管这些。他恢复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却把王安石当年定下的 “自愿借贷”“合理取息” 抛到脑后。青苗钱的利息从一分五涨到三分，还规定 “户户必借，不借者按抗旨论处”；免役钱的数额翻了一倍，连乞丐都要缴纳 “助役钱”；市易务成了官府抢钱的工具，绸缎铺的好料子被强行低价收购，再高价卖给藩国，差价全进了官吏的腰包。

曾布看着章惇的作为，忧心忡忡地劝道：“子厚（章惇字），这样下去，会出事的。介甫先生推行新法，是为了利民，不是为了敛财。”

章惇冷笑一声：“子宣（曾布字）还是太天真。不敛财，怎么支撑北伐？不把旧党打疼，他们怎么会老实？” 他拍着曾布的肩膀，“你我都是新党，当同心协力，莫要学苏辙、苏轼那般摇摆。”

曾布默然退下。他望着窗外飘落的黄叶，忽然想起王安石当年在江宁对他说的话：“变法如行船，需守得住本心，辨得清方向，否则极易触礁。” 如今看来，这艘船，怕是真要触礁了。

绍圣三年冬，陕西路传来急报：西夏趁宋朝党争之际，再次入侵环庆路，连破三寨，杀掠百姓数千。哲宗震怒，命章惇主持军务，出兵反击。

章惇却将军务交给了亲信邢恕，自己仍在汴京忙着打击旧党。邢恕不懂军事，却好大喜功，强令宋军冒雪进攻，结果中了西夏埋伏，损兵折将数万。消息传回汴京，哲宗气得吐血，却因依赖章惇稳定朝局，只能将邢恕贬斥，草草了事。

陕西的百姓听说宋军大败，哭着说：“若王相公的保甲法还在，咱们的保丁怎么会任由西夏人欺负？” 他们不知道，此时的保甲法虽已恢复，却成了官吏勒索的工具 —— 保丁们不仅要农闲训练，还要给官吏送钱送粮，否则就会被诬陷为 “通敌”，抓去坐牢。

绍圣四年春，苏轼在惠州写下 “为报先生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看似闲适，实则饱含对时局的无奈。他听说陕西兵败，旧党被贬，只是摇头叹息：“党争至此，国已不国了。”

而章惇仍在变本加厉。他甚至下令，凡旧党官员的诗文、着述，一律焚毁；凡提及 “元佑” 二字者，杖责一百。汴京的书坊吓得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藏了起来，连王安石的《临川先生文集》，也因 “可能被旧党篡改” 而被下架。

小主，

哲宗看着章惇呈上的 “新法推行成效表”，上面写着 “国库增收三百万贯”“保丁增至两百万”“市易务盈利五十万贯”，却总觉得心里发虚。他想起父亲神宗曾对他说：“变法的好坏，要看百姓的笑脸，不是看账上的数字。” 可如今，他看到的百姓，脸上只有愁苦。

元符二年，哲宗病倒了。病榻上，他望着窗外的飞雪，忽然对身边的内侍说：“去…… 把《资治通鉴》找来，朕想看看。”

内侍不敢违抗，偷偷从民间找了一套残本。哲宗翻到 “贞观之治” 那卷，看着唐太宗如何纳谏，如何任贤，如何轻徭薄赋，泪水无声地滑落。他隐约明白，父亲和王安石想要的，或许不是新法旧法的争论，而是这样一个国泰民安的盛世。

可惜，他明白得太晚了。

元符三年正月，哲宗驾崩，年仅二十五岁。临终前，他指着章惇的名字，想说什么，却只吐出一口血，便咽了气。

第二章：艮岳花石

哲宗无子，向太后（神宗皇后）召集大臣，商议立新君。章惇主张立哲宗的同母弟简王赵似，向太后却属意端王赵佶。

“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章惇在朝堂上厉声反对。他见过赵佶 —— 那个整日与画师、太监厮混，把踢球、赏花当成正经事的王爷，怎么看都不像个能治国的君主。

向太后却不依：“先帝无子，端王是神宗之子，理应继位。” 旧党大臣们也纷纷附和，他们巴不得章惇失势，换个新君或许能有转机。

最终，赵佶继位，是为宋徽宗。

徽宗登基之初，确实摆出了调和党争的姿态。他召回部分旧党官员，任命韩忠彦（韩琦之子）为左相，章惇为右相，号称 “元佑绍圣兼用”。他还下旨：“凡因党争被贬者，一律赦免；凡焚毁的书籍，允许重新刊印。”

汴京的百姓以为好日子要来了，却不知这位新君的 “调和”，不过是权宜之计。他骨子里，既喜欢旧党的 “风流雅致”，又贪恋新党的 “敛财之术”，更重要的是，他只想安安稳稳地享乐。

半年后，徽宗罢黜章惇，起用曾布为相。曾布试图恢复王安石新法的本意，减轻青苗钱利息，规范免役法征收，却遭到新党中的激进派和旧党中的保守派共同反对。他焦头烂额，却不知一双眼睛正盯着他的相位 —— 那是蔡京。

蔡京是王安石的门生，却比章惇更懂得钻营。他知道徽宗喜欢书画，便刻意模仿徽宗的笔迹，画些花鸟虫鱼进献；他知道徽宗想敛财，便上奏说 “市易法若改为‘应奉局’，专收天下奇珍，既可充国库，又可娱圣心”。

徽宗果然被说动。崇宁元年，蔡京拜相。他一上台，便撕下 “调和” 的伪装，将韩忠彦等旧党再次贬斥，还将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人列为 “元佑奸党”，刻碑昭示全国，史称 “元佑党人碑”。

“元佑奸党碑” 立在端礼门，碑上的名字被百姓用石头砸得坑坑洼洼。有人砸苏轼的名字，说 “他写的词煽动人心”；有人砸司马光的名字，说 “他废了新法，让咱们受苦”；可更多的人，只是看着那些名字叹气，说 “这朝堂，又要乱了”。

蔡京打折 “绍述新法” 的旗号，把朝政变成了自家的生意。市易务被改成 “应奉局”，由他的亲信朱勔主持，专司搜刮天下奇花异石，称为 “花石纲”。

“花石纲” 的船队从江南出发，沿着运河驶向汴京，首尾相接，绵延数十里。为了运送一块巨型太湖石，朱勔竟下令拆毁沿途的桥梁、城墙；为了挖一棵千年古树，他让士兵把百姓的房屋推倒。江南的百姓苦不堪言，有民谣唱道：“花石纲，花石纲，拆我屋，掘我塘，夺我口中粮，使我父子亡。”

蔡京却不管这些。他在汴京建造了一座豪华的府邸，里面的假山是用太湖石堆的，池塘里的鱼是从江南运来的，连厕所的屏风都是用黄金打造的。他还发明了 “括田令”，把民间的良田说成 “荒地”，强行收归官府，再高价租给百姓，从中渔利。

曾布看不下去，上奏弹劾蔡京 “贪赃枉法，祸国殃民”，反被蔡京诬陷为 “勾结旧党，图谋不轨”，贬到润州。临行前，曾布望着汴京的方向，老泪纵横：“介甫先生，你的新法，真的被这些人毁了啊！”

徽宗对此却视而不见。他正忙着修建 “艮岳”—— 一座集天下奇景于一体的皇家园林。艮岳里有模仿西湖的湖泊，有仿照华山的山峰，有从江南移来的梅树，有从岭南运来的荔枝。为了让艮岳四季如春，他命人用炭火在地下加热，让草木在寒冬也能开花。

修建艮岳耗费了数千万贯钱财，相当于全国三年的赋税。蔡京为了讨好徽宗，甚至把军饷都挪用来建园。陕西的士兵穿着单衣过冬，兵器锈得拉不开弓，将领们上奏请求拨款，徽宗却批复：“艮岳的孔雀还没配齐，军费暂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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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的怨气像干柴一样，只需一点火星就能点燃。宣和二年，方腊在睦州（今浙江淳安）起义，他指着官府的 “花石纲” 船队，对百姓说：“官吏们搜刮我们的财物，去讨好那个昏君，我们能忍吗？”

百姓们群起响应，起义军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连破杭州、歙州等六州五十二县。方腊在杭州建立政权，自称 “圣公”，年号 “永乐”。

消息传到汴京，徽宗正在艮岳里赏梅。他看着奏报，不以为意地说：“一群草寇，派童贯去剿灭便是。”

童贯是徽宗宠信的太监，也是蔡京的同伙。他率领十五万禁军南下，却只顾着搜刮民财，对军事一窍不通。起义军起初打得很顺利，后来因粮草不足、内部不和，才被镇压下去。方腊被俘，押到汴京处死，可江南的百姓，已经被折腾得十室九空。

就在方腊起义的同时，北方的宋江也在梁山泊（今山东梁山）聚众起义。他们打着 “替天行道” 的旗号，杀贪官，济贫民，势力虽不如方腊，却让朝廷头疼不已。

徽宗派人招安宋江，宋江起初不愿，后来见朝廷大军压境，便接受了招安。可他手下的弟兄，大多被派去攻打方腊，死的死，伤的伤，最后宋江也被奸臣毒死。

两场起义虽被镇压，却像两把尖刀，捅破了宋朝看似繁华的外衣。江南的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北方的民心也彻底涣散。而徽宗和蔡京，依旧在艮岳里赏花、作画，仿佛亡国的阴影离他们还很远。

宣和四年，徽宗忽然心血来潮，想收复被辽国占领的燕云十六州。他听信童贯的谗言，与新兴的金国结盟，约定夹击辽国。

大臣李纲上书反对：“陛下，如今国库空虚，百姓困苦，不宜再动刀兵。且金国虎狼之心，若辽国灭亡，必祸及我朝。”

徽宗却不听。他只想着收复燕云，成就 “千古伟业”，好让自己的画像能挂在太庙的功臣阁里。

童贯率领二十万大军北伐，结果被辽国的残兵打得大败。最后还是金国出兵，才攻下燕京。金国见宋朝如此虚弱，便狮子大开口，索要一百万贯 “赎城费”，才肯把燕京还给宋朝。

徽宗竟欣然应允。他以为收复了燕京，便是大功一件，却不知这只是金国南下的前奏。

宣和七年，金国以 “宋朝收留辽国降将” 为由，兵分两路，大举南侵。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直逼汴京；西路军由完颜宗翰率领，攻打太原。

消息传到汴京，徽宗吓得魂飞魄散。他再也没有心思赏画、游园，整日抱着蔡京哭：“怎么办？怎么办？金国人打过来了！”

蔡京此时已八十多岁，老得连路都走不动了，只能颤巍巍地说：“陛下…… 要不…… 禅位给太子吧……”

徽宗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他不顾大臣们的反对，硬把皇位传给了儿子赵桓（宋钦宗），自己则带着蔡京、童贯等人，逃往江南。

临行前，他还不忘带走艮岳里的几盆名贵兰花。他不知道，这座耗费了无数民脂民膏的园林，很快就会被金兵付之一炬。

汴京的百姓看着徽宗仓皇南逃的背影，想起了当年王安石变法时的光景。有人说：“若王相公还在，绝不会让国家变成这样。” 有人说：“若司马光还在，或许能劝住皇上。” 可更多的人，只是默默地关上了家门，等待着命运的审判。

哲宗的反覆，徽宗的享乐，章惇的偏执，蔡京的贪婪…… 像一把把钝刀，一点点割开了宋朝的血管。到了宣和七年的冬天，这头曾经庞大的帝国巨兽，已经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了。

第三章：靖康残阳

靖康元年正月，汴京的雪下得格外大，像是要把这座千年古都彻底掩埋。完颜宗望的东路军已经兵临城下，城外的喊杀声、炮石声日夜不绝，城里的百姓蜷缩在屋中，听着那一声声巨响，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宋钦宗赵桓坐在紫宸殿的龙椅上，脸色比地上的雪还要白。他刚继位不久，面对这亡国之危，完全没了主意。朝堂上，大臣们分成两派：李纲等人主张 “死守待援”，说 “汴京城墙坚固，粮草尚可支撑，只要军民一心，定能击退金兵”；而宰相李邦彦等人则主张 “割地求和”，说 “金国人势大，与其抵抗，不如献上土地、金银，保一时平安”。

钦宗犹豫不决。他一会儿派李纲守城，一会儿又听信李邦彦的谗言，把李纲罢黜。汴京的百姓听说李纲被罢，自发聚集到宫门前，哭着喊着 “请留李纲”，甚至把前来驱赶的太监打死了。钦宗无奈，只能重新起用李纲。

李纲临危受命，亲自登上城楼指挥。他组织百姓搬运砖石，加固城墙；又把艮岳里的太湖石拆下来，当作炮石；甚至连徽宗留下的那些名贵花木，也被砍来当柴烧。守城的士兵见李纲身先士卒，士气大振，几次打退了金兵的进攻。

可钦宗始终没有抵抗的决心。他偷偷派使者去金营求和，答应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赔偿黄金五百万两、白银五千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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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颜宗望见汴京一时难以攻下，又急于回去争夺帝位，便假意答应议和，带着宋朝送去的部分金银，撤兵北去。

汴京暂时解围，钦宗和大臣们松了一口气。他们以为危机已经过去，便又开始争权夺利。李纲因反对割地，被再次罢黜，贬到南方。而逃往江南的徽宗，也在蔡京、童贯的怂恿下，想回来重新掌权，父子之间又起了嫌隙。

百姓们看着这一切，心里凉透了。有人说：“金兵迟早还会来的，这朝廷，靠不住啊。”

果然，靖康元年八月，金国撕毁和议，以完颜宗望、完颜宗翰为帅，再次兵分

两路南侵。这次，金兵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一路势如破竹，于十一月再次包围汴京。

此时的汴京，早已没了上次的抵抗之力。粮草耗尽，士兵疲惫，而能打仗的将领，不是被罢黜，就是被排挤。钦宗这才想起李纲，急召他回京，可远水救不了近火。

城里的百姓开始恐慌。富户们带着金银细软，试图逃出城去，却被守城门的士兵拦住勒索，有的甚至被直接杀死；贫户们则只能在家中等死，饿极了就去抢官府的粮仓，结果被乱箭射死。昔日繁华的汴京，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钦宗走投无路，听信妖道郭京的话，说他能“撒豆成兵”，用“六甲法”击退金兵。郭京装神弄鬼，让守城的士兵都撤下来，自己带着一群所谓的“神兵”登上城楼，结果被金兵一阵箭雨射得溃不成军。金兵趁机登上城墙，打开了城门。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汴京陷落。

金兵涌入城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皇宫里的珍宝被洗劫一空，徽宗、钦宗二帝被俘虏，连同皇后、皇子、公主、宫女、大臣等数千人，被金兵押往北方。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靖康之耻”。

艮岳被金兵彻底焚毁，那些从江南运来的奇花异石，不是被砸毁，就是被运往北国；蔡京、童贯等奸臣，有的被金兵杀死，有的被钦宗赐死，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

当金兵押着徽宗、钦宗经过朱雀大街时，百姓们围在路边，哭声震天。徽宗看着熟悉的街道，想起自己当年在这里赏灯、游园的情景，悔恨得流下眼泪。他对着百姓喊道：“是朕错了……朕对不起你们……”

可一切都晚了。

在押往北方的路上，徽宗、钦宗受尽了屈辱。金兵让他们穿着孝服，去祭拜金太祖的陵墓；让他们给金国的贵族当奴仆，端茶倒水，稍有不从就被打骂。徽宗不堪受辱，写下了许多悔恨的诗句：“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最终在五国城（今黑龙江依兰）病逝。

钦宗则被囚禁了三十多年，最后在一场马球比赛中被金兵乱马踩死。

那些被押往北方的宫女、公主，更是命运凄惨，大多被金兵霸占，有的甚至被卖到妓院，受尽凌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