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抬眼看向司马光，目光坦诚：“募役法让百姓出钱免役，富户多出钱，穷户少出钱，本是好事。可晚辈在太康县见过，有差役借着收免役钱的由头，额外加征‘跑腿费’，最后落到百姓头上，比旧役还重。”

“所以呢？”司马光追问，眼神里多了几分探究。

“所以晚辈觉得，法本身无新旧，”沈砚之语气坚定，“旧法里，‘两税法’按田亩收税，至今仍在沿用，因为它贴合实情；新法里，‘市易法’平抑物价，让小商贩能活下去，也是好的。关键不在法新还是法旧，在于是不是真能让百姓过得踏实——利国的前提，该是利民。”

他顿了顿，补充道：“就像修河道，旧法用竹笼装石固堤，新法用水泥浇筑，哪种好？看河床深浅，看水流缓急，不能一概而论。强行说旧法全好，或新法全对，都是闭着眼走路。”

司马光静静听着，案上的烛火映在他眼底，跳动了许久。他忽然起身，走到书架前，抽出一卷泛黄的卷宗，扔给沈砚之：“看看这个。”

沈砚之接过，见是庆历年间的旧档，记录着关中旱灾时，官府用“常平法”开仓放粮的细节，里面贴着当时灾民领粮的名册，字迹歪歪扭扭，却一笔一划写得认真。

“这是旧法。”司马光的声音带着些感慨，“当年灾民感激，送了块‘活我’的匾额，挂在粮仓上，后来被雨水泡烂了，可那些名册上的人，如今多半还在田里种庄稼，没忘了那会儿的活命之恩。”

他又从另一个书架上取下一本账册：“这是王安石新法里的‘市易务’账目，你看这里——去年冬天汴京大雪，市易务把囤积的木炭按平价卖给百姓，没让奸商抬价，救了不少冻饿的人。”

沈砚之翻看账册，见上面详细记录着木炭的进价、售价、卖出数量，连“某街某户买了三斤”都记得清清楚楚，末尾还有市易务官员的批注：“民无冻死者，幸甚。”

“你说得对。”司马光重新坐下，给自己倒了杯热茶，也给沈砚之推了一杯，“法是死的，人是活的。旧法有弊病，新法有疏漏，盯着‘新旧’吵得面红耳赤，不如多看看百姓是不是真能喘口气。”

他呷了口茶，目光落在沈砚之身上，带着几分审视，又几分释然：“你方才说‘法无新旧，贵在利民’——这话，比朝堂上那些空喊‘祖宗之法不可变’或‘旧制当尽废’的人，清醒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