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两点，火车缓缓驶入广州站。

广州，这座南方大城，与我记忆中的北方城市截然不同。一下车，湿热的气息扑面而来，像是突然走进了蒸笼。

站台上人声鼎沸，比北京站还要热闹。挑着担子的小贩高声叫卖：“凉茶！正宗王老吉凉茶！”“云吞面！热腾腾的云吞面！”

人们的穿着也更“洋气”些。虽然还是以中山装、列宁装为主，但能看到不少人穿着短袖衬衫，女性也有穿裙子的——这在北方的十月，几乎不可想象。

“广州比北京热多了。”李卫国擦着额头的汗，他的眼镜片上蒙了一层雾气。

“这才十月份，还算凉快的。”陈建国笑道，“要是七八月来，那才叫热，走在街上像烤火。”

丁老走在前面，步履稳健。他显然不是第一次来广州，对这里很熟悉。

“建国，”丁老回头说，“你去联系招待所的车。咱们先去安顿下来。”

“是！”

陈建国应了一声，快步朝站外走去。他穿着白衬衫、黑裤子，脚上是皮鞋，在人群中穿梭自如，一看就是常来广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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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出站口等了一会儿。广州站的建筑风格与北京站不同，更偏西式，红砖墙，拱形窗，站前广场上种着高大的棕榈树。

“这就是南方啊……”我喃喃道。

四年来，我走过山西的黄土高原，去过北京的皇城根下，但来到广州，还是第一次。这里的植被、建筑、口音、气候，都与我熟悉的北方截然不同。

“小韩，感觉怎么样？”丁老问我。

“很不一样。”我说，“比我想象的还要热，还要潮湿。但很有活力，街上的人走路都很快。”

“对，广州人做事雷厉风行。”丁老点头，“这里离香港近，受资本主义影响也早。你多看多学，对你去香港有帮助。”

正说着，一辆黑色轿车驶过来，停在路边。是那种老式的伏尔加轿车，车身很宽大。

陈建国从副驾驶下来：“丁老，车来了。招待所安排在沙面，那边环境好，也安全。”

我们上了车。车子驶出火车站，汇入广州的街道。

1965年的广州，已经初具现代化城市的雏形。街道比北京窄，但更密集。路两旁是骑楼——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建筑，底层是商铺，二楼以上住人，临街的走廊可以遮阳避雨。

商铺的招牌大多是繁体字，有的还写着英文。卖什么的都有：布匹、药材、海鲜、日用百货……街上行人如织，自行车、三轮车、偶尔驶过的轿车，交织成一幅繁忙的市井图。

“这就是珠江。”车子经过一座大桥时，陈建国指着窗外说。

珠江宽阔，江水浑浊，但航运繁忙。大大小小的船只穿梭往来，有木船，有机帆船，还有几艘小火轮。江对岸是密密麻麻的建筑，有些是西式洋楼，有些是中式民居，混杂在一起，别有一番风味。

“广州是千年商埠，”丁老说，“自古以来就是对外贸易的窗口。唐朝时就有‘广州通海夷道’，宋朝时设市舶司，明清时‘十三行’更是闻名世界。”

他看向我们：“咱们国家现在搞建设，需要外汇，需要技术。广州这个窗口很重要，香港那个窗口更重要。你们去了，要好好干，把窗口擦亮。”

“是！”我们齐声应道。

车子驶过珠江大桥，进入一片宁静的区域。这里的建筑全是西式风格，有哥特式的教堂，有巴洛克式的银行大楼，街道两旁种着高大的榕树，树冠遮天蔽日。

“这就是沙面。”陈建国介绍，“以前是英法租界，建筑都是西洋风格。现在大部分作为政府招待所和机关办公用。”

沙面岛不大，但环境清幽。与外面喧闹的市井相比，这里像是另一个世界。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偶尔能看到几个外国人走过——可能是苏联专家，也可能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