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丁老压低声音，“大陆的内部文件、机密材料、政治书籍等等。香港是英国殖民地，这些东西带过去，如果被查出来，会很麻烦。”

他看向我们：“你们都是党员，政治觉悟要高。到了香港，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心里要有数。工作上的事，在公司谈；生活上的事，在住处谈。公共场合，谨言慎行。”

“明白了。”我们点头。

“还有，”丁老继续说，“香港的社会制度和大陆完全不同。你们去了，会看到很多在大陆看不到的东西——高楼大厦、私家车、夜总会、跑马场……这些，你们看看就好，不要沉迷，更不要羡慕。要记住，资本主义的繁华背后，是剥削，是不平等，是劳动人民的血汗。”

这话说得沉重。我们都沉默了。

丁老看着我们，眼神复杂：“我说这些，不是要吓唬你们。而是要你们做好准备。香港那个环境，对年轻人诱惑很大。你们要在那种环境下工作、生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如果立场不坚定，很容易迷失。”

他顿了顿：“但我也相信你们。组织上挑选你们，是经过严格考察的。你们都是好同志，有理想，有信念。只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能在香江站稳脚跟，为国家做出贡献。”

“丁老放心，”陈建国郑重地说，“我们一定不辜负组织的信任。”

“对！”我和李卫国也表态。

丁老欣慰地笑了：“好，吃饭吧。多吃点，明天要赶路。”

那顿饭吃得有些沉重。饭后，我们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就起床了。

早餐很简单，粥、馒头、咸菜。吃完后，一辆军绿色吉普车已经等在招待所门口。

“上车吧。”丁老说。

吉普车驶出沙面，穿过还在沉睡的广州城，驶向深圳方向。

路况不好，大多是土路，坑坑洼洼。吉普车颠簸得厉害，我们只能紧紧抓住扶手。窗外的景色从城市逐渐变为乡村，又从乡村变为丘陵。

“这条路，”丁老看着窗外，“我走过很多次了。五十年代，我每次从香港回大陆，或者从大陆去香港，都要走这条路。那时候路更差，车更破，一趟要走七八个小时。”

“现在好多了。”司机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操着浓重的广东口音，“这几年修了路，四五个小时就能到。”

“是啊，国家在发展。”丁老感慨，“每次走这条路，都能看到变化。以前路两边都是荒地，现在能看到农田、村庄，有的地方还建了工厂。”

确实，沿途能看到一些新建的砖瓦房，能看到田里劳作的身影，能看到冒着烟的烟囱——那是小工厂的痕迹。

1965年的中国，虽然还贫穷，但已经在艰难中前行。就像这条颠簸的路，虽然不好走，但一直在延伸。

中午时分，我们到了深圳。

1965年的深圳，还不是后来那个现代化大都市。这里是个小镇，或者说，是个大一点的村庄。街道狭窄，房屋低矮，路上行人不多，偶尔能看到几辆自行车。

但这里的气氛很特别。也许是靠近边境的缘故，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紧张感。街上能看到解放军战士在巡逻，穿着绿军装，背着枪，神情严肃。

吉普车在一栋两层小楼前停下。这里是深圳边防检查站。

“下车吧。”丁老说，“先在这里办手续。”

我们提着行李走进小楼。里面很简陋，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墙上挂着像和边防条例。几个边防战士在办公，见到丁老，都站起来敬礼。

“丁主任！”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迎上来，“手续都办好了，就等你们了。”

丁老点点头：“辛苦了。这三位同志是新派往香港工作的，你给他们讲讲过关的注意事项。”

“是！”

那干部把我们带到一边，详细讲了过关的程序和注意事项，和丁老昨天说的差不多。然后开始检查我们的证件和行李。

检查很严格。每件行李都要打开，每样东西都要查看。我的帆布包里除了衣物、笔记本、手表，还有林雪晴给的酱菜，都被一一检查。

“这个笔记本？”检查人员拿起林雪晴的日记本。

“是私人日记。”我说，“我爱人送的。”

检查人员翻了翻，看到里面都是生活记录，没有敏感内容，就还给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