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酱菜可以带吗？”我问。

“可以，食品没问题。”检查人员说，“但到了香港，如果海关问起，就说是个人的。”

“明白。”

检查完行李，又检查证件。我们的通行证是特别办理的，盖着外交部的章。检查人员仔细核对了照片、姓名、出生日期等信息，确认无误后，才还给我们。

“可以了。”丁老看看表，“走吧，过关。”

我们从检查站后门出去，走了大约一百米，来到罗湖桥头。

罗湖桥，这座连接深圳和香港的桥梁，在1965年还是个简陋的铁桥。桥不宽，只能容两辆车并排通过。桥中间有一道铁门，就是分界线。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桥这边，是五星红旗；桥那边，是米字旗。

站在桥头，我忽然感到一阵恍惚。这座桥，在未来的几十年里，将见证多少历史变迁，多少悲欢离合。而此刻，1965年的秋天，我要从这里走过去，从社会主义中国走到资本主义香港。

“走吧。”丁老说。

我们提着行李，走上罗湖桥。桥面是木板的，踩上去发出“咚咚”的声音。桥下是深圳河，河水浑浊，缓缓流淌。

走到桥中间，那道铁门前，我们停了下来。这边有中国边防战士站岗，那边有香港警察——穿着深蓝色制服，戴着大盖帽，腰间别着警棍。

交接手续很快。这边的战士把我们的证件交给那边的警察，警察核对后，打开铁门。

“可以过去了。”丁老说。

我们迈过那道门槛。

一步之隔，两个世界。

过了罗湖桥，就算是进入香港地界了。

这边的建筑风格立刻不同。虽然还是农村景象，但能看到一些西式的小楼，屋顶是红色的瓦，墙上刷着白灰。路上跑的车也更多，除了吉普车，还有轿车，甚至能看到几辆双层巴士。

“丁主任！”一个穿着灰色西装的中年人迎上来，“欢迎欢迎！一路辛苦了！”

“老赵！”丁老和他握手，“你怎么亲自来了？”

“丁主任您来，我当然要亲自来接。”被称作老赵的人笑道，然后看向我们，“这三位就是新来的同志吧？欢迎欢迎！我是华润公司办公室主任，赵启明。”

“赵主任好。”我们齐声问好。

“车在那边，”赵启明指着路边，“咱们先回公司，丁主任您休息一下，晚上王总经理设宴，给你们接风。”

路边停着两辆车，都是黑色的轿车，牌子我不认识——后来才知道，那是英国的“奥斯汀”轿车。

丁老坐前一辆，我们三个坐后一辆。车子启动，驶离罗湖口岸。

窗外的景色在变化。从乡村逐渐变为城镇，又从城镇逐渐变为城市。道路越来越宽，建筑越来越高，车辆越来越多。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1965年的香港。

街道两旁是密集的楼房，大多是四五层高，外墙斑驳，挂着密密麻麻的招牌。招牌上全是繁体字，有的还闪着霓虹灯——虽然是白天，但有些霓虹灯还亮着。

街上行人如织，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有穿西装的男士，有穿旗袍的女士，有穿学生装的孩子。人们的步伐很快，神情匆忙，和广州的市井气息不同，这里更有一种“快节奏”的感觉。

车窗外掠过各种景象：叮叮车（有轨电车）在轨道上缓缓行驶，发出“叮叮”的声响；双层巴士挤满了人，从车窗能看到乘客的脸；人力车夫拉着车在街上跑，满头大汗；小贩在路边摆摊，卖水果、报纸、小吃……

“这就是香港。”陈建国轻声说，“和大陆完全不一样，是吧？”

我点点头，说不出话。

确实完全不一样。这里的繁华、喧嚣、多元，与我生活了四年的山西农村，与我熟悉的北京城，都截然不同。

车子驶过一条繁华的街道，我看到了更高的大楼——有十几层高，玻璃幕墙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看到了大酒店，门口站着穿制服的门童。看到了电影院，海报上画着穿旗袍的女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