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二，马伯庸抽了个空，又去了趟吴记当铺。

吴掌柜抬眼见他进来，从柜台下摸出那个油纸包：“马管事来取东西？”

“劳烦您了。”马伯庸数出二十文钱放在柜台上，“这几日的寄存费。”

吴掌柜收了钱，把油纸包递过来：“您验验？”

马伯庸没拆，径直揣进怀里：“您办事，我放心。”

出了当铺，他拐进旁边一条窄巷，靠在墙根下，才小心地打开油纸包。房契、地契、税票，三张纸都在，叠得方正正的。

他捏着这三张纸，反反复复地看，最后只抽出那张税票——这是官府开的凭证，上头没写名姓，只有银钱数目和年份。他把税票仔细折好，塞进贴身里衣的暗袋。

房契和地契，他另有了打算。

走到巷底一户人家门前，他抬手叩了叩门。开门的是对老夫妻，姓郑，是他在京城仅有的远亲——其实也算不上亲，是他娘的表姐的婆家亲戚，多年来往不多。

“伯庸来了？”郑老汉有些意外。

“郑叔，郑婶。”马伯庸跨进门，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快过年了，给您二老捎点儿点心。”

郑老汉接过，嗅了嗅纸包：“哎呀，又让你破费。”

郑婶端了碗热水过来。马伯庸接过抿了一口，才说：“郑叔，有桩事想托您。”

“你说。”

马伯庸从怀里取出油纸包，摊开，露出里头的契纸：“这是两张契书，想搁您这儿存几日。”

郑老汉接过去瞅了瞅，他不识字，但认得那红彤彤的官印：“这是……房契？”

“嗯，一个远亲的，托我保管。”马伯庸编了个由头，“可我们府里近来查得严，下人的住处都要翻检，放我那儿不稳妥。”

郑老汉和郑婶对视一眼。郑老汉踌躇道：“放我们这儿倒行，可……万一有人来问……”

“没人来问。”马伯庸说，“就存几日，过阵子我便来取。”

他又从袖里摸出串五十文的铜钱，搁在桌上：“这点钱，您二老割斤肉吃。”

郑老汉瞧瞧钱，又瞧瞧老妻，终是点头：“成，我给你收妥当。”

他起身进里屋，不多时捧出个小木匣，把房契地契放进去，锁好，钥匙递给马伯庸。

马伯庸接过钥匙，心里松了松。放郑家比放当铺更隐蔽。郑老汉一家老实本分，从不多嘴，也不会瞎打听。

“郑叔，这事儿您别往外说。”他嘱咐道。

“晓得晓得。”郑老汉应着，“你宽心。”

又坐了一盏茶工夫，马伯庸起身告辞。走到街上，他长长吁出口气。

东西分三处藏妥了：税票贴身带着，房契地契在郑家，当铺的账也结了。这样即便有一处出事，也不至于全砸。

可还不够。他边走边想，还得盘算路线。

从贾府到保定，怎么走才稳妥？

回府路上，他特意在一家车马行前停了停，瞅了瞅门口挂的木牌。牌上写着：“通州，一日；天津，两日；保定，三日半。”

三日半。这是车马行的脚程。要是靠两条腿呢？他粗粗一算，一天走五十里，二百多里地得走四五天。

夜里住哪儿？客栈他住不起，只能寻野店或庙宇。吃饭呢？一天就算二十文，五天一百文。喝水要买，要是半道病了还得抓药……

他越想越细，心头那点儿松快又没了影。

回到贾府，已是晌午。林之孝在二门上见他回来，问：“东西办妥了？”

“妥了，已送库房了。”马伯庸答道，“这回采买的纸比上月便宜一成，我跟掌柜磨了半晌嘴皮子。”

林之孝脸上露出些满意神色：“嗯，就该这样。府里如今用度紧，能省则省。”

“是，小的明白。”

马伯庸回了自己那间小屋，闩上门，从炕席底下摸出个小本子——这是他私下记账用的。翻开空白页，他提笔写道：